葵扇摇夏

己动手，丰衣足食。”说罢，从竹席边拿起那把旧葵扇，不紧不慢地为我摇起凉风。我赤身躺在竹席上，左翻右滚，后背渗出的汗液，在竹席上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扇风轻柔， 带着蒲草淡淡的气息，在某个迷迷糊糊的时刻，我便坠入湿润而安宁的梦乡。

童年夏日，时光慢悠悠地流淌，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门前的陶盆里，昙花在夜色将尽未尽时悄然舒展。天未亮，阿公跟花儿一起醒来。他起身拉开门闩，走到陶盆前，俯下身去， 细细打量一番，然后伸出那双布满老茧的手， 将初开的昙花轻轻捻下。淡粉色花瓣上坠着未干的露珠，洁净又温柔，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在阿公眼里，这是美景，更是佳肴。昙花撕成细丝，沸水滚过，再淋入蛋花，只撒几粒粗盐，便是一碗清雅至极的羹汤。那汤色清亮，昙花丝浮在汤面上，像几笔淡墨。这简单又雅致的早餐是稀罕的，日常多是白粥配咸菜。萝卜干、腌橄榄，偶尔吃上油条、喝上豆浆，已是极大满足。阿公习惯喝咸豆浆，我则偏好甜口，把油条撕成小段泡进去， 等软了再吃。遇到白糖短缺时，我也只能跟着喝咸的，嘴上埋怨，心里悄悄盼着下一次甜的滋味。

巷陌之间，时常回荡着慢悠悠的吆喝声： “卖草粿咯，卖草粿——”那声音拖得很长， 像家门口那根望不到头的电线。每当声音由远及近，我总会抱起陶瓷盆，拉着阿公在门口候着。卖草粿的阿伯挑着一对竹筐，筐里架着两个木盆，盛满黑亮亮的草粿。他掀开盖在桶上的白布，一股草药的清香便弥漫开来。我软磨硬泡，求阿伯多切点软韧的粿皮。他嘴上嗔怪：“皮卖给你，肉卖给谁？”不过看在阿公的面上，阿伯却总会悄悄多留一些皮给我。阿公接过碗，撒上红糖递给我。草粿入口滑嫩，带着淡淡的甘苦，是夏天最地道的一口清凉。

我家住在古镇西门外。小镇靠海，海风常年带着咸湿的气息，吹得人黏糊糊的。阿公常在日出时分，牵起我的小手，穿过斑驳的城门，上集市采购当天的鱼获。城门是明朝建的，墙面斑驳，长满青苔。一棵老榕树从城墙缝里挤出来，硬生生长成参天模样， 为过往行人奉上一方荫翳。

潮汕人吃鱼讲时令，盛夏的“裸仔鱼” 最是肥美，宜煮鱼糜。阿公一生务农，却是吃鱼的行家。他走到鱼摊前，不急着问价， 先蹲下来看看鱼眼，再摸摸鱼鳞，鱼新鲜与否心里便有了数。他深知出海不易，也不多还价，只根据行情稍稍抹去零头。摊主收下钱， 现场编一根稻草绳，穿过鱼鳃，将鱼递过来。一桩买卖就此达成。从集市回村的路上，遇到同龄玩伴，我便挣脱阿公的手，跟着嬉闹去了。阿公只在身后轻声叮嘱，并不担心我走散。在小小的村落里，我总能在人群中找到那件洗得透薄的白汗衫。

木棉的枝丫在晴空下舒展，五裂槭的叶片像无数摊开的手掌，层层交叠，滤下细碎的阳光。阴凉通风的祠堂门厅，成了饭后最理想的避暑之地。村里的男女老幼端起板凳，摇着蒲扇，三三两两聚拢过来，话家常， 说农事，嘈杂中带着温情。有人讲今年的收成，有人抱怨天气，有人说起哪家娶了新媳妇。有时遇上挑担叫卖的果农，若要价合适， 阿公就会买上一小把荔枝，全家每人能分到三五颗。桂味和糯米糍荔枝，都是后来才渐渐普及的品种。印象童年里的荔枝，基本上只有乌叶一种，核大肉少。但那股记忆里的清甜，是后来任何“高级品种”都无法替代的。

“红蚊帐，白蚊帐，中间躲着个小老汉。” 是我们那里每个小孩都熟知的谜语。玩具匮乏的年代，万物皆可成玩具。“白蚊帐”满足味蕾，“小老汉”则提供娱乐。阿公吃完的果核，总会为我留着。我踮起脚尖，从祠堂门缝里取下祭祖烧剩的香枝，插在对半切开的果核上，便是一枚小巧的陀螺。小伙伴们围成圈，比试谁的陀螺转得久，胜者便可“傲视群童”。偶尔我们也用荔枝核拼出一把小小的二胡，用香枝作弦，学着阿公的样子摆弄。虽出不了声，却颇有意趣。

海风拂去暑气，明月初升时，祠堂门厅便成了演奏民乐的舞台。阿公拿起二胡，加入老友们的行列。他坐上竹椅，把二胡搁在膝盖上，先擦擦松香，调弦试音。琵琶、扬琴相继加入合奏，曲调悠长婉转，掠过祠堂的飞檐，飘向远处黑沉沉的海面。我则在台下，与玩伴奔跑嬉戏，疯出一身热汗。累了， 我就折回前厅，趴在阿公的膝头静静睡去。不知过了多久，恍惚之间，只觉一双温暖的大手将我轻轻抱起。“来，回家睡觉喽。” 阿公一路摇晃，步子缓慢而安稳，未入家门， 我已沉沉入梦。

阿公是木匠出身，做事讲究，不苟言笑， 唯独对我，偶尔显露隔代的温情。我也懂得看大人脸色行事，赶上他心情愉悦时，便凑到跟前讨要零花钱，买一根冰棍解馋。若身上没有零钱，他便拿出一张蓝色百元钞票打趣道：“这是一百块钱，你给我找九十九块九嘛。”我在心里暗暗埋怨他小气，悻悻跑开， 身后传来他浑厚爽朗的笑声。

村口杂货铺掉漆的柜台上，淡紫色保温瓶永远守在角落，里面严严实实塞满红豆冰棍，是夏日最奢侈的甜。杂货铺老板是汉林兄，我称他为“兄”，实则是占了辈分的便宜。他已年过花甲，头发花白，是阿公的老友。每次从我手中接过一角纸币，汉林兄总会笑我：“哟，你阿公今天又宠你啦？”然后乐呵呵地伸手去掏冰棍。冰棍上的红豆块有大有小，好比现在的开盲盒，大小随机，全凭运气。我坐在村口石凳上，晃着黑溜溜的脚丫， 把最后一口冰棍含进嘴里，让甜味在舌尖多停留一会儿。再将小木棍洗净收起，留作“挑木棍”游戏的玩具。

田垄间也藏着夏日的欢喜。七八月份的岭南，已到花生收获的季节。清晨的露水尚在，我已跟着阿公来到田里。田野里弥漫着泥土和露水混合的气息，清新又湿润。阿公穿着蓝布短裤、白色背心，赤脚踩上松软的田垄，将叶片已经泛黄的花生从土里一把拔出。饱满的果实挂在根下，像一串串小铃铛。朝阳趁着阿公低头劳作，悄悄往上爬，阳光洒在他黑黢黢的脖颈上，汗珠沿着脊背的沟壑往下淌。他掏出别在腰间的毛巾，擦拭汗水，又缓缓弯下腰去，嘴里不时自言自语， 对花生的长势或是数落，或是轻声夸赞：“这棵结得好，这棵差一点。”我则跟在他身后， 捡拾土里的漏网之鱼，把遗落的花生一颗颗捡起来。刚出土的花生壳上还带着湿泥，攥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阿公每日浇灌、细心呵护的心血。

童年的夏日，就在田垄间、小巷里、祠堂前缓缓流转，日复一日，像那只匀速旋转的小陀螺，从夏至转到小暑，从大暑转到立秋。陀螺不知疲倦地转着，转走了几个春秋， 不知不觉，我已不再需要仰头看阿公了。

上了小学以后，功课渐渐多了起来。父母忙着生计，无暇照顾我，每天晚上做功课， 都是阿公守在一旁。他坐在床边，手上的葵扇轻轻摇着，一句话也不说。这把扇，白天在阿嬷手里驱暑，晚上便到了阿公手里，为我挡热，也驱蚊虫。我则盘腿坐在红砖地板上， 伏在一张矮木凳上写作业。整个房间只有一只节能灯泡从梁上垂下，昏黄的灯光落到田字格上。我的影子投在本子上，把字迹遮去大半。

阿公不时唠叨：“头抬起，笔拿直，手影把光都挡住了！”“哎呀知道了，看得见， 就快写完了……”我总随口应付，身子却依旧伏在凳子上。见我动嘴不动身，他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起身，走出去，又折回来。我再抬头时，他不知从哪里端来一盏煤油灯，轻轻放在我左手边。昏黄的火焰一晃一晃的，把字迹照得清晰许多。灯上的玻璃罩子，被擦得透亮。

“你小子，早晚把眼睛搞近视了。”我嘴上从来不认输：“近视了就戴眼镜，看着有文化，我们老师都戴眼镜。”阿公叹了一口气，坐回床边继续摇扇。那天晚上他有没有再说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后来很多个夜晚，都是他坐在床边摇扇，我坐在地上写作业，谁也不说话。

岭南湿热，多蚊虫。有时写着写着，腿上已是一片蚊子包，见我用手挠痒，阿公便默默点上蚊香，放在我脚边，手中的葵扇一起一落，不停歇。风轻轻拂过我的后颈，也拂过作业本上那一个个歪七扭八的汉字。他的目光落在我的本子上，安静又温和，见我回头，便别过脸去。但我知道他没闲着，他一直在看。

阿公生于民国时期，生活不易，读书更是奢侈。阿公年幼时，曾在宗族祠堂跟着老先生学过两年，每月用十斤番薯抵学费。再后来，番薯也拿不出了，便只好去做木匠学徒。一把凿子一把锯，就这样撑起了往后的生计。多年来，阿公心里一直有个执念，希望家族里能出一位老师。我的父辈中无人遂他心愿， 到我们这一代，他依旧默默期盼。

后来，日子越过越快，阿公的脚步却渐渐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