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彻底泄尽的中午，山区的天空放晴了，被森林环抱的村庄干净得透亮。园子里的菜倒了一小片，田地里的庄稼也倒了一小片，爸妈长长地喘了口气，好在今年的狂风暴雨没带走太多东西。只是我妈还惦记着几十公里以外、住在珠尔多河岸边的表舅。吃过午饭，装上小半车菜，又割了十斤肉，我们一家三口开着三轮摩托车，跨过刚刚通车的黄泥河南大桥，一路轰轰隆隆地向东北方向的额穆镇前行。
风雪茫茫的大地上，一辆从老白山脚下始发的森林专列，踩着冻得“咔嚓咔嚓”直响的铁轨，向西南方向不疾不徐地行驶着。正月初七， 年还没有过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红扑扑的喜悦与幸福，大家吃着糖块，嗑着瓜子，喝着啤酒，打着扑克，讨论着节后第一个上班的日子…… 透过布满霜花的车窗向外看去，一棵棵被白雪盖住的树不断后退着，道路的前方是一座无名桥。跨过桥下冰封的珠尔多河，去往黄泥河镇的路就算走完了一半。
他戴着一顶灰秃秃的前进帽，穿着一件黑油油的人造革夹克，挎着一个人造革的大黑包上了火车。火车快要开到无名桥的时候，他正晃晃悠悠地从一车厢往四车厢走，走到二车厢时，表舅叫住了他。国松， 你也在这趟车上啊，太巧了，快，快坐下喝点。他将掩在夹克领子里的半张脸露出来，看了看表舅，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这下表舅才发现，这小子满脸通红、双眼呆滞，好像已经喝多了。表舅妈嗑着瓜子，用胳膊肘撞了撞表舅，说道，小松子今天出息了，小夹克、小皮鞋擦得锃亮！坐在后排的郑美玲立马伸过头来，问道，嫂子，你认识这小子啊？这小子跟我家房后刘香芸处过对象！表舅妈回道，咋不认识啊，我们两家就隔一户，小时候我们就认识，他爸妈现在还跟我爸妈是邻居呢！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第一次去表舅家的路上，我骑在白马的背上，扭过头去问我爸， 什么是“猪耳朵河”，那条河里有许多猪耳朵吗？我爸说，珠尔多在满语中是渡口的意思，跟猪的耳朵啥关系也没有。我又问我爸什么是渡口。我爸想了一想，告诉我渡口就是停着许多小船的河岸。抵达目的地以后， 我失望地发现珠尔多河并非一条漂满了小船的河，它再普通不过，跟我们镇上的南大河同样无趣。住在珠尔多河边的表舅一家更是让我失望至极，我不明白我爸为什么要带我来这种地方玩。表舅的样子让我害怕，他少了一条腿，拄着一副乌黑锃亮的拐，领着大我十多岁的表哥，站在珠尔多村口的石碑前， 远远地等着我和我爸的到来。下了马以后我才发现，表哥少一只眼睛。
傍黑天的村口，表舅和表哥依然在远远地等候着，定睛细看以后，我发现他们爷儿俩身边还有个女的。我妈惊喜地说，该不会是你表哥的对象吧？我说，不能吧？这么些年了都没找到对象，怎么一下子就找到了？ 随着三轮摩托越开越近，我们彻底看清了那个女人的相貌：她晒得黝黑，五官很立体， 眼睛很明亮，头发枯燥得像是干草。我们停好了车，表哥迫不及待地扯了扯姑娘的胳膊， 让她叫“二姑、二姑父”。姑娘稍微顿了顿， 然后朝我爸妈大声地喊了起来，二姑，二姑父。我爸妈高兴得不行，连忙夸她这么好看、那么好看。我摘下棒球帽，耍宝式地挥了挥， 抢先一步大声地说了声嫂子好。表哥被我逗得大笑，像小时候一样，他一把将我从车斗里薅了出来，还要将我夹在胳肢窝里。小时候，表哥一见了我，就要玩“拔萝卜”，我一直觉得我就是让他给祸害的，要不然脖子才不会那么长。拔完“萝卜”，他顺势将我夹在胳肢窝里跑走，目的地一向都是小卖部， 去给我买小炮仗和小零食。但我并不领他情。我一直觉得，等长大了我一定会比他高、比他壮，到时候就换我夹他了。可是这都快要过去二十年了，我的愿望还是没能实现。
他走到了四车厢，再一次想起了刘香芸。虽然他只上了五年学，其中三年级就占去了两年，但他还是在小白林场的宿舍里，铺开一张皱皱巴巴的笔记本纸，试图用一支摔弯了尖的钢笔，表达对刘香芸如火般的爱意。他想这么写，她就像是一片崭新的叶子，在他不经意抬起头的那一刻，闪烁着光芒，倏然出现在他生命的春天里。
那是一个春天的傍晚，他在山里采了一天野菜，骑着叮当乱响的二八车子，累得晕头转向地回到黄泥河镇。骑到镇医院南头平房区的一条小胡同时，一个姑娘不知从哪个角落猛地蹿出来，她慌张地说，哥，救救我， 我后面跟着一个变态。他看了她一眼，心慌乱地跳着。他又朝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在一扇窗昏黄的映照下，一张中年男人似笑非笑的脸显现了出来。他没多想，朝着那个男的大喊，赶紧滚，小心我揍你！那个男人看起来很是奇怪，五月份了还穿着一条发亮的大黑棉裤，叼着烟卷的嘴不停地嘟囔着些什么，还要从裤兜里掏出什么东西。他没再啰唆， 将车子“咔嚓”一下停在原地，飞快地向男人跑过去，拳头挥出去的一刹那，男人像只老鼠一样逃窜，消失在黑漆漆的胡同里。他送她回家，坐在叮当乱响的车子上，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他觉得她轻盈得像一片叶子， 没有任何重量。她说，哥，谢谢你，前面就是我家了。在她跳下车子，跑进那扇木门之前， 他很想再看她一眼，仔细地看她一眼。以后的日子里，从春天将将开始的时候，他便想着成为一棵树，笔直地站在路边的一棵树， 支撑着她长成一丛蓊郁的树冠。
第二次去表舅家是国庆节假期，我极不情愿——即便他家有一台影碟机可以用来打“魂斗罗”，若不是那次我爸妈都去了，我绝对不会去。表哥问我，小弟，上回你来， 我让你捎给你姐的那封、那封信……我马上懂了，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啊，他给我买的那些小炮仗和小零食，都是用来拉拢我的筹码。我抢先回答他，一到家我就给她了啊！ 再说了，写信干啥，打电话不行吗？表哥低下头，呜噜呜噜地说，电话里说不清楚…… 那她这次没让你给我捎信吗？我仰着头，编了个瞎话，告诉他我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几个月前就走了。我还跟他形容拉走姐姐的火车的样子——红皮车厢，咕咚咕咚地冒着黑烟，从远处轰隆轰隆地开到眼前，比我们森铁的小火车气派多了。表哥一听到我说火车的事，摸了摸自己缺失的那只眼睛，闷闷不乐地走进了柴火棚子，他高高地举起斧头， 沉沉地劈向一块白桦墩子。看着他的样子， 我有一丝愧疚，但更多的是得意——时至今日，我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绝不能让他跟我姐有任何瓜葛的想法。我将那封信撕成碎片， 丢进了那条名为珠尔多的河里。
表舅这些年来一直都没什么变化，时间仿佛将他的身体定格在了一九八六年那个遥远的春天。开春之际，他猛然间老了几十岁——一条腿没了，媳妇没了，头发自然也就白了一大半，老得像是一个花甲之人。他拄着那副磨得乌黑锃亮的拐，里里外外不停地忙活着，一会儿给我爸沏茶，一会儿去园子里薅把香菜，一会儿往炖着肉的锅里添水。表哥的对象是个不怎么说话的人，可她却十分热情，跟表舅说，爸，你不用忙活了，我们能忙过来。听到这话，我凑到我妈身前， 说，你听到了吗，都叫爸了，这回肯定成了。我妈让我闭嘴。我看向表哥，表哥朝着我会心地笑了笑。忙活了好一阵子，饭菜香喷喷、热乎乎地端上了桌。半斤白酒下肚，我问表哥， 你和我嫂子咋认识的？表哥红着一张大脸， 支支吾吾了好一阵，才说，我俩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我又问，那你俩是怎么在一起的？ 我妈用胳膊肘撞我。表哥给我妈夹了一块肉， 说道，你欢欢姐说要对我好，我就跟你欢欢姐说，我一定给你一个温暖的家。欢欢姐还是不说话，只是脸红得透亮，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应。表舅跟我爸碰杯，喝下一口酒， 笑眯眯地说道，这是个好孩子，最好的孩子！
第二次遇见刘香芸，是在镇西的市场上。当时他正在蹲摊，一个老头站在他对面，埋怨他卖的黄烟叶子没劲，他从来没这么揶揄过别人，说，火车头有劲，你去抽火车头吧。说完，他听见她的笑声，转过头去，一下子从地上蹿了起来。这一次，他彻底看清了她的模样，觉得她特别像电视剧《再向虎山行》里的姜文英，两只手突然不知道该放哪好了。她这次是来给他送谢礼的，两尾不大不小的鲢鱼。
他猜不出她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他使劲地想，不切实际的构想和紧随的自我否定让他越来越兴奋。他决定追求她。但是他觉得自己太没正形了，采野菜和蹲市场都算是没正形的工作。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天亮的时候决定去小白林场当临时工，挣钱的同时琢磨门路，最终目的是考上黄泥河林业局的正式工。向上的路只能他自己走，他家有九个孩子，男孩中他排老七，除了能从小妹妹那里得到一点关心以外，其他人只会取笑他， 就连他的父母和哥姐都瞧不起他，所以国松不叫国松，国松叫“傻老七”。他计划成为一名工人，一名正式工人，想到这里，他终于睡去，做了一个无比短暂的梦。走出装着他家平房的小胡同，走到大路上，他变成一棵大树，他的第一片叶子在春天长了出来。他决定用这种方式追求她。他跟她说起自己的计划，并表明自己要在两年后给她一个家， 一个温暖的家，一个条件嘎嘎好的家。火车不疾不徐地驶来，停靠在雾蒙蒙的月台上， 他说月底从小白林场回来看她，她说如果有机会就去沟里找他。他们虽然还没有牵过手， 可眼睛里的露水却仿佛滴在了同一片叶子上。
回家的路上，我把表哥委托我给姐姐捎信的事跟爸妈说了。我妈问我，那你给他捎了吗？我说，我才不给他捎呢，一出门我就把信撕了，但是我跟表哥说我把信给我姐了。我妈摸了摸我的脑袋说，你小子。我爸默不作声。我又说，昨天我表哥还问我，我姐咋没给他回信呢。我妈问我，那你怎么回的？ 我说，你猜。我妈摸了摸我的脑袋说，你小子， 要是能把这心眼子用到学习上就好了。成树这孩子其实挺好的，他俩小时候也玩得挺好， 早些年是想让欣欣跟他来着。欣欣就是我姐， 这话是我妈跟我爸说的，我爸只是听着，不说话。实际上，当年姐姐高考落榜了，她想复读一年，我妈没同意，理由一是家里没钱， 理由二是觉得读大学没用。秋天开学的第一天，我妈把我姐的书包藏了起来，我姥爷于心不忍，胃出血的他前脚刚吐了血，后脚就帮我姐找书包。开学第二天，我姐的书包又不见了，这一次姥爷也无能为力——他们直接把书包烧了。我姐蹲在墙角哭，哭得一抽一抽的。我妈也哭了，她挡在我姐身前，扭着头说，你三姨说了，让你跟她去北京学美容，一年能挣不少钱呢——咱们这个家庭条件，不允许你再复读一年了，让你读到高三， 给你一次高考机会，已经够意思了。
葡萄藤下的圆桌，围坐着六个人，我们在近四十年的时光里离散又聚集，为长白山腹地这不起眼的一隅平添了一分并不重要的故事性。表舅当年失去一条腿后，再也干不了体力活，他从林务员的岗位上退下来，经人指点开始做些小买卖。他拄着拐，心里打着后怕的鼓，坐着慢腾腾的火车，从外地批来袜子、裤衩，天天年年地蹲市场卖。后来他又跟我姥爷学会了编筐的手艺，无奈砍柳条的活对他来说太过艰难，所以表哥从很小就拿着把镰刀，骑着辆破车子，漫山遍野地晃荡。初中毕业的那年夏天，表哥跟表舅说， 爸，我不想念了。表舅说，不行。表哥把成绩单给表舅看，说，我就是不想念了。表哥去我三舅开的木制品厂打工，一干就是十年。十年后的某一天，我和我妈去三舅的厂子玩， 发现表哥已经不在那里上班了。有人说在火车站看见过表哥，他背着一个又大又破的灰蓝色旅行包，好像要去很远的地方。说到这里，我和表哥的回忆全部串联在了一起，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白酒瓶子空了五个，也不知道谁到底喝了多少。我又想哭又想笑地望向表哥，表哥看着我，只笑，他说，走吧， 小弟，我骑摩托带你出去兜两圈。我说，哥， 别骑摩托了，都喝酒了，走着吧。
夜晚是如此沉醉，它醉得像是把村庄封进了水晶球里，圆形的星空上流着一条河， 它最终从一处缺口缓缓地淌下来，淌在大地上，汇入了珠尔多河。来自地壳深处的岩浆， 沿着地表错综复杂的血管与神经流淌，最终也汇集在一处，蓄积着巨大的狂热迸出山口。紧随着大地的灵魂，我的思绪也一同从脑袋里迸了出去，星球成为气球，身体成为破茧后的残躯。
两次都没考过，他服了，彻底服了，五年的读书经历，四年级的学历，实在无法让他通过正式工考试，题目上很多字他都不认得，更不要说解题了。找人帮忙要花二十块钱，他没那么多钱，每个月挣的那一点点钱都被他妈要走了，无奈的他只能向刚上班没多久的妹妹借钱。妹妹提醒他，说找了人帮忙，还得多方打点一下，要不然也办不成。他再傻也不能不知道这个，后续打点需要花更多的钱。他能去哪整钱呢，问他妈要？不可能，上次回家他已经开过口了，他妈说， 没钱，你三哥跟你五哥刚结了婚，我去哪给你整钱？他说，我考试需要钱，这是正事， 五十就行。他妈说，不如把我卖了，看看能不能卖五十。他把桌子掀了，走了，棒子面粥洒了一墙一地，他妈在他身后哭，一边哭一边说，我怎么就生了你啊，多余！
就这样吧，如果还没办成，就自认倒霉， 他跟妹妹说。妹妹心疼他，说，妈不该那么对你。他说，别说这个了。
第三次考试失败以后，他好像彻底没机会了。他沉默地坐在火砖墙旁写着信，他觉得自己的心里起火了。大火烧毁的东西，他目前还无法看清。以他四年级的学历，他能写出什么呢？他拿着信去找刘香芸，她快速地看了一眼，说，咱俩算了吧，我父母不同意——我已经给你很多机会了。
从三年前的初春到如今的深秋，他没能变成那棵树，眼睁睁地看着那片崭新的叶子， 从树上掉落下来。秋天并不残酷，任何时节都不残酷，只是落下的叶子无法在树下停留， 很快化作肥料滋养土地，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构想。这树再也长不出一片像它的叶子， 它被扫进垃圾堆里，直至成为真正的垃圾。所有季节都适合生存，但并非所有季节都适合凋谢。
他写了三个晚上，憋了几个字出来：香芸，我想给你一个温暖的家。这张被他当成信的纸，最终以一片落叶的姿态，跌进他们身旁的河流之中。
小学毕业前的那个寒假，忘了到底是因为什么，我被我妈搁在了一辆绿皮火车上， 历经了二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抵达了北京。让我无比惊诧的是，来接站的人除了姐姐，还有表哥。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几乎被一张床填满的出租屋里，差点浇灭了我对首都所有的向往。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只要去了北京，就能过上神仙般的好日子。姐姐从三姨的美容院辞了职，处于待业状态，她每天窝在床上看光碟，几乎不怎么带我出去玩。我站在墙角看房东家的大哥哥玩遥控汽车，馋得厉害。我试着走出这个小胡同，去看真正的北京。我先是走到另一条胡同里， 偷了一户人家晾在窗台上的地瓜，喂一条白色的流浪狗，为此我胆战心惊地度过了两天。第三天，我真正走出了那个城中村，从十八里店南桥一直向东走，走了整整一下午，天黑的时候，我走丢了。一个穿红棉袄的北京大姨，把手机借给了我，我才跟姐姐联系上。表哥开着黑车找到我的时候，并没有拔我的“萝卜”，也没把我夹在胳肢窝里，而是狠狠地踢了我一脚。从那时起，我开始恨他： 独眼龙，是你拐走了我姐！碍于身处一个完全陌生而又庞大的地方，我把这话藏在心里， 不然我一定把这话说出来。第二天姐姐带我去看天安门，之后我们又去西单逛商场，我看到路边摊上的烤肠馋得走不动道，却在走出几十米后才开口跟姐姐说。她去给我买烤肠，我拿着她的包站在原地等她，一个口音奇怪的中年男人迅速靠过来，说我的鞋上有个东西，要帮我抠下来。我被他别着身子， 连头都回不了，烤肠到眼前的时候，包丢了。我们坐着警车去了派出所，姐姐录口供的时候，一个警察叔叔把我带到食堂吃饭。他问我， 小朋友，你老家哪的？我说，东北。他又问， 东北哪的？我说，吉林。他说，长春吗？我说，不是，是延边。他说，不知道。我很沮丧， 他连延边都不知道的话，下一步我该怎么向他解释黄泥河镇是一个啥样的地方呢。我想了想，告诉他，我们那里发生过一起特别重大的火车爆炸案。他直摇头，说，不知道。
我和表哥渐渐靠近河岸，看见河水高高地流淌着，水声掩盖了风声、草木摇摆声和我们的呼吸声，却带来了一些遥远的声音， 这种声音难以描述，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更加难以描述的维度。
我问表哥，洪水冲走了多少袋木耳？表哥说，三千。我说，今年还能挣着钱吗？表哥说，白忙。我叹了口气。表哥说，早习惯了， 隔几年就得遭回灾。我问，庄稼今年长得怎么样？表哥激动地说，特别好。你在北京过得怎么样？我说，嗐，白忙。我俩哈哈大笑了起来，借着酒劲，我们走到了一座桥上。这座桥曾经是走火车的。表哥说，爆炸以后， 人们修好了火车道，但我再也没敢坐过火车， 后来山快要被搬空了，人们就把火车道拆了。有一节车厢被随意丢弃到路旁，几年以后变得破破烂烂、锈迹斑斑，里面长满了各式各样的植物，有长得像老虎尾巴一样的菖蒲， 有披头散发的白头翁，还有二十几米高的红松，夜晚降临的时候，会有星星落到车厢里。一次和小伙伴探险时，我钻进车厢见到过， 可他们却都说忘记了。脚下的河悬得很高， 几乎要漫过桥面，侵吞我们的脚步，河上漂着一只只白花花的木耳袋，随着河流的方向沉默地移动着。木耳袋离开种植基地以后， 变成了翻着白肚的鱼群，漂浮于水面，成为一叶叶永不回头的舟，也成为洪水来过的确凿证据，不过这证据也将漂向远方，消逝在这条有着怪名字的河上。
放下一片叶子，要比长一片叶子简单得多，放下一个人，就如同对一片叶子释怀。他妹妹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两个人一上来就挑明了自己的条件，他们互不嫌弃，很快就好上了，并且准备结婚。
他回家跟他妈说这件事，他妈说，她那家庭条件，你们结婚后吃粮都是个问题！你三哥跟你五哥刚结了婚，你大哥的孩子上学要花一笔钱，我得帮衬，家里哪还有钱了？ 他说，我不管，我就是要结婚，我想有个家。他妈说，你能不能懂点事？你看你姐，从来不问家里要钱，还总往家里送钱。他说，我挣的钱，哪一分没给家里？他妈说，我就不该生你，纯多余！他说，是，我多余，可我挣的钱不多余，都被你要去了，都给我哥他们花了，我自己花一分了？从小我就没穿过自己个儿的裤子，十多岁还穿我姐裤子，现在我二十三了，想娶媳妇，还得让着他们， 我想要个家，就那么难吗？他妈说，这个家容不下你了吗？他说，这不是我家。他爸重重地磕了磕烟斗，终于张嘴说话了：那你滚吧！他说，滚就滚。
他往外走，出院门的时候，刚好碰到回娘家的表舅妈，她说，小松子，你咋啦，气势汹汹的，你要去哪儿？他看了一眼表舅妈， 没有说话。哎，小松子，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呀，刘香芸结婚了你知道不，跟板厂里的钳工老苏！他还是没搭理表舅妈。他去买了十瓶白酒，决定好好醉一场。回到小白林场宿舍以后，他整天喝酒，一个月只出勤十多天。他有时候跑到小铁道旁的小径上来来回回地走，一边走一边叨咕着什么，同事们都说“傻老七”要疯了。
他妹妹来看了他两次，第一次拿来一包煎饼条和一件粉色线衣，第二次拿来一条绿棉裤和一件红毛衣。他说红配绿赛狗屁，我就是一个臭狗屁。他妹妹告诉他不要再喝了， 他没往耳朵里进。他妹妹说爸妈不该那么对你的，他说，你永远不要再说这个了。你去告诉春霞，让她找个好人家吧。他妹妹要走了， 他送他妹妹上火车，他妹妹叮嘱他要好好的， 他告诉他妹妹，那二十块钱，过两个月就还给你。火车开走了，消失在深秋拨不开的浓雾中。那晚，他做了一个梦：他被一列火车给活吞了。他看见自己的粉线衣、红毛衣、绿棉裤和他那件唯一的好衣服，还有那双擦得锃亮的半高跟黑皮鞋，被火车的尖牙撕成了碎片，像树叶一样花花绿绿地铺了一地。
离开北京前的那个夜晚，表哥骑着他的破车子，后座载着我姐，前梁搁着像小鸡崽一样的我，从一座立交桥上飞驰而下。下过气派的馆子以后，表哥花了半个月的收入， 为我买了一块米老鼠手表。我们完成了一个成为一家人的仪式。
回到家以后，我把姐姐和表哥的事添油加醋地跟我妈说了。我妈把饭碗重重地磕在了桌子上，她不惜花五十元重金打了一辆出租车，冲出黄泥河镇，冲向额穆镇珠尔多村的表舅家。表舅家的小房子，在山脚下的河岸边亮着一块轻薄的昏黄，那像是一种微弱的求救信号，突兀又恰到好处地嵌在山水之间的黑暗中。我妈在表舅面前啼哭，表舅拄着他那副乌黑锃亮的拐，一蹦一蹦地在屋子里那块乌黑锃亮的地上不停地转着圈，这块地以边缘的一个耗子洞为重心，正在缓缓地向下塌陷。表舅拿起手机，准备打给表哥，我妈却把手机抢过来，阻止了表舅。我妈不舍得打车回家，当晚我们只能住在表舅家，我夹在他们两人之间，睡在那铺好像随时都要塌陷的炕上。半夜不知具体是什么时候，我朦朦胧胧地听见我妈对表舅说，守山，两个孩子的事，我不管了，你也当什么都不知道吧。
离开表舅家以后，我妈给我姐打电话， 把我姐从北京叫了回来。我姐屁股还没坐热， 我妈就阴阳怪气地说，原来你在北京混日子啊！我姐不说话，眼睛直勾勾地瞅着电视。我妈又说，我还要找你三姨算账，你不在她那干了，她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姐沉默着， 把气憋到了年三十，她开始没完没了地哭， 先是控诉三姨，说三姨对她不好，给她开比陌生人还少的工资；然后控诉我奶，她说我们小时候我奶总偷着给我钱，就是不给她， 她也想吃干脆面；再控诉我妈，不告诉她她亲爸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妈说，告诉你有什么用？我姐说，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复读？我妈并不回答这个问题，她反问我姐，那你为什么要跟银成树住到一起？我姐说，因为我们谈恋爱了。我妈问，你为什么跟他谈恋爱？ 我姐说，因为他对我好，这个世界上只有他真心对我好。我妈说，那你就去找他吧，去了就再也别回来。滚吧！吃年夜饭的圆桌面， 在一片喧闹的爆竹声和一阵和谐的倒计时声中扣翻在地上，作为家中唯二的男子汉，我和我爸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我爸成为我人生中第二个憎恨的人。我姐离开了家，跑进了白雪茫茫的夜晚，消失在了新年的第一天。
我曾经跟她说，我要给你一个家，一个温暖的家。她说，真的吗？我不信。我跟她说， 真的，你别不信。她说，你怎么给？我想要在北京安家，我要挣钱，我要学音乐，我要考中央音乐学院，我天生嗓子好，从小三姨就说我是个哭巴精。我为啥嗓门好？哭出来的！我说，你为啥非要留在北京？她说，因为我不想回家，永远不想回到那个地方。我说， 那好，我挣钱供你学音乐。她说，你指什么， 开黑车吗？我说，你指什么，卖POS 机吗？ 你卖出去一台了？整天就知道窝在家里看电视不说，还把你弟整过来了，为什么？让他来看我们过得有多惨，让他回家给你妈打小报告？她说，我乐意！至少我眼睛不瞎，我有的是办法。
我要给表哥和欢欢嫂子的孩子取个名字。表哥说，好。我说，表舅叫银守山，你叫银成树， 那你的孩子就叫银河。表哥问，为什么？我说，不知道。表哥大笑起来，说，好，特别好，就叫银河。表哥给姐姐踩生，他是除了接生婆以外，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见到姐姐的人，那一年表哥才五岁，他说，二姑，我给妹妹起名字吧，叫欣欣怎么样，不是心脏的心，而是欢欣的欣，表达快乐的意思。欣欣， 真好听啊，所有的大人都这么说。我姐十岁那年，不知从谁那里得知自己的生父早在自己一岁时就已经死了的事，她在南大河上疯， 跟一群孩子扇啪叽，抽冰尜，没完没了地赛冰。代价是弄丢了一只手套。表哥给我姐找手套， 找了小半夜，找疯了。大人们也找，找疯了， 找到两个孩子以后，一个人狠狠地踹上几脚。姐姐站在墙角，梗着脖子说，成树哥帮我找手套，你们为啥打他？要打就打我！我爸用粗粝、红得发胀的手攫住表舅那条不在的腿， 跟表舅醉成一个人——勾肩搭背、难舍难分。他说，成树一定要娶欣欣，欣欣一定要嫁成树，两个人以后一定会幸福。表舅大舌头啷唧地说，出了服的亲戚，完全不是问题啊， 眼睛也不是问题，又不遗传。喧闹的人群中， 不知是谁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说大过节的喝酒也要有个度，整那死出给谁看？表哥嗷一下子哭了，姐姐问为啥哭，表哥说，因为我没给你找到手套。
当时不知怎么的，我的皮肤被衣服的锁链夹住，我疼得难受，使出平生最大的力气去哭。你舅夹着我，就像我刚刚夹你那样， 去三车厢找老苏，老苏是板厂里的钳工，总是随身带着许多工具，你舅下意识就觉得他能帮着把拉链整开。果不然，老苏掏出一把钳子，说，这还叫个事？老苏在火车上喝了酒，醉醺醺的，你舅说，手稳点，要是夹坏了， 老子要你命——嘭，我觉得我一下子飞到了天上，分离之前，你舅狠狠地推了我一把， 我俩在空中被气流割断，他更靠近爆炸点， 先飞了，我感觉左边脑袋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下，然后重重地摔到了河岸边的雪堆上。醒来后，眼前是白色掺着绿色的转着圈的墙，我听说，当时锅炉炸到冰封的河上， 烫开一个伤口，烧开了一片水，那几十人像散了架的机器零件，铺了一地。老苏不但夹开了我衣服上的锁链，还带我活了下来，他说， 当时我们、我们啊，扒着火车头往黄泥河逃， 一个个狼狈至极，眼泪鼻涕流成河，每个人脸上都糊着一层冰皮，跟冻梨似的。说完， 老苏哈哈大笑起来，你舅把手里的香蕉砸了过去，搂着我放声大哭，说，你妈没了。
炸药，是硝铵炸药。用来炸山石，炸鱼窝子的炸药，今天他决定用来炸自己，以及火车上的其他人。八公斤，放在皮包里，挂在肩上，搂在怀里。他上了火车，从一车厢往四车厢走，走到二车厢时，有人叫住了他， 他不知道这个人跟他说了啥，继续往四车厢走，他在四车厢失了一阵神，脑袋一会儿像掉进冰窟窿，一会儿又像在着火的树冠上灼烧。他决定回到二车厢，二车厢好像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那姑娘姓郑，是刘香芸的发小，也是她的同学跟朋友。就是她了，就是她了，无所谓了，他想。靠近她以后，他盯着她，她有点纳闷，说，丘国松，你瞅我干啥？他笑了笑，将手伸进了大黑包。
表哥给我姐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丢了一只眼睛，你丢了一只手套，我们都成了丢过东西的人。我们一起玩丢手绢的时候，就是那个游戏：丢啊丢啊丢手绢， 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轮到我的时候， 我总是把手绢丢在你身后，因为只有被你抓到，我才不会觉得自己委屈、无能。你将我抓住，不是因为我缺了某样东西，而是我拥有了某样东西，所以你才将我抓住。值得庆幸的是，我从来没有向你解释过，解释是天底下最费劲，也是最没用的东西。伤疤往往会成为茧子，成为硬瘤，它是除了心，最为坚硬的地方。我仅用一只眼去寻找方向，沿着冰冻的河流一路向西南划，划着划着，发现我们其实共居于一条河流。
我们在桥上等到了姐姐，她没有成为一片叶子，她定居在北京，成为那座城市里一个站稳脚跟的外乡人。她冲出家门以后，向雪夜深处奋不顾身地跑去，跑到北京，卖出了一台又一台机器。我紧紧地攥着她的手， 像大地攥着一条汹涌的河流。
岩浆在天空绽放，创造出一道道闪亮的缺陷，迷蒙的轻烟短暂地弥留，几颗星星掉进了车厢，星河的主体激动地垂流，在沉寂的大地上平躺，横亘在坚硬的山茧上。我们站在山林大地的中央。那桥梁呢？桥梁就是道路的缺陷，归罪于河。我们站在桥上，站在停满小船的渡口处，脚下的河不知向何处流淌，于是汇入一条更大的河流，那便是永恒的方向。无色的水，无声的波涛，信笺、残骸与白色塑料袋在珠尔多河上缓缓漂向远方。笔直伫立的森林间，一辆列车呼啸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