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先生不姓花，花是他的身份。

    至于先生的称谓是个什么来头，大致有这么几种原因，首先是人们对他的调侃耍笑， 当地人叫作“毛腻”。再就是花先生说话爱咬文嚼字、引经据典，什么“克己复礼”啦， “温故知新”啦，在村里人听来，是又酸又臭又好笑，往往要借机挖苦他一番：你还真把自己当个先生了？起先，花先生还要给人家解释一下，但谁听他说呢？后来呢，花先生就不大说这些话了。他常常自言自语地念诵这些记忆中的文词儿，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自己的爷爷大先生来，甚至还能顺着爷爷这条存在于他记忆中的明线，推测演绎出祖爷爷文魁先生，甚至更遥远的祖先们历世来， 受人仰慕捧敬的光辉岁月。另一方面，花先生在一方地面儿上，曾经教徒授艺，做过一众花子们的师傅。还有一点，那就是关于他的作风问题。一个乞丐，能有什么作风问题？ 他就是想有个什么，又有谁会看得起他呢？ 大不了说些荤段子，过过嘴瘾。不过，世界上的事情，哪能说得清呢？舌头没有脊梁， 翻过来调过去，由人说呢。

    花先生如果活着，现在也应该有八十大几，九十来岁了。花先生的最后岁月是在养老院度过的，花先生一辈子无儿无女，但花先生说自己“整整好活了一辈子”。花先生怎么个好活法，还得从头说起。

    花先生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据说， 祖上是读书人，住的是高门楼，大瓦房的三进院子，大门旁的柱子上，刻的是“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对联。花先生活着的时候，常说他们家的大门是很宽阔的，过一辆两马驾辕的高脚车那是“豁趟趟”的。顺着花先生的描述，那么宽套的门口，最起码得配两扇三四寸厚的，用红松木板做的大门， 门扇中腰还得扣一排碗口大的黄铜钉子，那大门一开一关，必定吱呀有声，且浑厚低沉。然而，多数人都把花先生的话不当个真话， 而是当作笑话来听的。老一辈人证实过，花先生的祖上的确是辉煌过的，大骡子、大马养着，长短工雇着，更主要的是，出过“游洋” （留学日本）的念书人。只是，花先生的描述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听的人、传的人又屡屡放大。况且年代久远，记忆出现差错也在所难免。我倒觉得，真实与否，夸大与否， 实在无伤大雅，世事本就沧桑，花先生能把自己的身世放置在那样一个豪华而宏大的背景之下进行叙述，倒也不愧自己头上顶着的这个先生称谓。

    花先生是我们那一带很有名的讨吃子， 花先生不同于一般的讨吃子，花先生讨吃， 只在人家娶媳妇、办喜事的时候讨，村里人家不管平常日子过得多么仔细俭省，儿娶女娉是亮门面的时候，招待客人，打发讨吃子不含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事宴大了，还差乎几个油圪卷儿？除过吃喝，按照惯例和风俗，还要给讨吃说喜的灌半瓶子酒，拿一盒纸烟，给几块钱。赶事宴的讨吃子，背一个油腻腻的褡裢，拿一个空酒瓶，瓶口插一块钱，念喜歌的时候举着瓶子，走一步念一句， 一段喜歌，有头有尾都念完了，正好到了东家的喜房堂前。这里头也有学问，有经验的讨吃子要目测主家的院子大小，要量度自己步子的大小，把握好语速的快慢，再确定喜歌的长短，才能做到精准匹配、恰到好处。最后加一句：东家接喜啊！那办事宴的主管就出来接喜，同时，给烟给酒，把瓶口上插的那张钱换一下——一般是五毛换一块，一块换两块，添个喜气，顺便赚个小钱。再多了，讨吃子拿不出，也不能做那不正色营生， 乡里乡亲，即便是讨吃，也有规矩在里头， 人穷是个穷，不能少脸没皮地叫人指点。管家往往伺等一阵，拿捏几分，爱红火的亲友， 看娶媳妇儿的人就起哄，叫说喜的再念几段。有的讨吃子肚里没货，磕磕巴巴、勉勉强强地只能念个一两段支应门户，一着急，还会忘词卡壳儿，晾在那里，前进不能、后退不得， 也真是尴尬。不过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花先生身上，花先生不仅肚里段子多，还会现抓， 而且抓的是妥妥帖帖，听的人只会乐得大笑， 谁也说不出个啥。除了说喜，花先生还会唱戏，自拉自唱，一人两角儿，一会儿尖声细气地唱“猪相公呀……”，一会儿又瓮声瓮气地唱“小娘子呀……”。反正是，在事宴上一旦有了花先生，自然就多了几分欢乐喜庆。

    我是听着花先生说喜长大的。到现在仍然能记得好些段子：

莲花落子打起来，

我为东家道喜来。

一进大门喜气升，

砖门楼子挂彩红。

喜门双扇开，

送喜的走进来。

来得不迟不早，

正赶上新人下轿。

新人下轿贵人搀，

亲戚朋友倒红毡。

倒的倒来搀的搀，

一搀搀到八宝龙凤庵……

    花先生不仅自己说喜说得好，还带徒弟， 方圆附近的讨吃子要想吃赶事宴这碗香美饭， 就拜花先生为师。世上七十二行，从来没人把讨吃当成一个行当，但讨吃子也分三六九等，但凡跟着花先生学过说喜的，就和花先生有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规程和情分，一起赶事宴，花先生准定是第一个上场的，要是有个别不懂事的乱了章程，一伙讨吃子会七嘴八舌地讨伐你，再有，哪里办事宴就不约而同地守口如瓶、封锁消息， 或者指东道西，故意忽闪你。

    花先生的地位只在他那个行当的江湖上有，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屑于把他看在眼里的。一个月中，人们娶媳妇、娉闺女也就集中在那几个所谓的黄道吉日里，除过那几天，花先生是不大出门的。虽然他曾经当过那么几天的小少爷，住过大门能过一辆马车的高门楼三进院，但成年后的花先生一直寄居在村子外一道叫作镰把湾的沟里，住傍崖打的两间土窑洞，堂屋没门，门洞子已经塌毁了一多半，天冷的时候，花先生就在门洞口塞两捆山柴，一来挡冷风，二来也挡挡从山上下来寻食的牲灵。

    那年过年，花先生忽然心血来潮，要给自己家的窗框上写一副对子贴，花先生裁了一张红联纸铺开，从袄袖上开线的地方，撕了一疙瘩烂棉花，团成一个圪嘟，拽一条线把棉花圪嘟绑在筷子上，蘸着从锅底刮下来的由煤烟面子化开的黑水，抡起袖子写开了。他一边写，一边念叨：轻磨墨，重膏（四声， 动词）笔，写字就要用上力……花先生写的上联是：一人一碗一口锅，下联是：没儿没女没老婆，横批是：一间半居。你看看，说人家是花子不假，但有文化的花子可不就是花先生了？全村一千多口子人，有穷有富， 有老有少，青堂瓦舍的人家也不知道啥叫斋号。花先生住得虽然简陋，但是花先生的陋室有斋号，那花先生本人也就是个间半居士， 或者间半堂主。

    没有事宴口赶的时候，花先生就在自己窑前那一块相对平整的院子里坐着，一边哼唱着晋剧里的唱段，一边用柳条子或者高粱秆子编一些篓子、筐子，还有笊篱、软硬盖帘。隔一段时间，他的姐夫就来家取一回， 一取就是一摞垛子。花先生也给村里人编， 谁来要给谁，也有那小眼皮薄的人，总是不等用烂，就绕绕弯弯地编着借口来要，花先生也不戳破，只是敷衍着说，这回没好的了， 等我给你编个顺溜光滑的。

    你等着呗，下一回，老远看见你来，花先生就把编好的筐藏起来了，就那个一间半居，往哪里藏？花先生的一间半居从外面看不起眼，洞里的乾坤可大着呢。

    花先生从来不过问他姐夫卖了多少钱， 他姐夫也不会给他一分钱，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他送点吃的，或者拿几件外甥们替下来的千补万衲的衣裳。有人给花先生扇火， 说你拿上银碗讨饭吃哩，就你那手艺，一年编下来，那还不是吃啥有啥的光景？也有人说，不能叫姐夫一家全得了。花先生对此有自己的理解，花先生说，人生来是个做啥的， 吃的哪碗饭，个人心里得有个数……

    花先生从来不去姐姐门上，而且从来不会去姐姐村里赶事宴说喜，花先生说，人穷衣裳烂，亲友门上少走串。他是怕给姐姐丢脸。那年，他外甥娶媳妇儿，花先生咋划估他姐也会叫上他这个唯一的亲娘舅，但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花先生心说，你人不来， 帖子不来，哪怕你捎个话来。那回，花先生是给外甥媳妇儿准备了一份大礼的，但最终人家没来叫他。他的那些徒弟们倒是去了不少，回来给他说，人家那事宴，抽的啥烟， 喝的啥酒，几盘子几碗的席面……徒弟们骂他姐姐不像人，骂外甥没良心。花先生脸上笑着，泪早就淹了心！花先生打个“嗨”声， 说茶无颜不如水，人无钱不如鬼！

    我们小时候是喜欢到花先生那里耍的， 花先生手巧，能编各种小耍货儿，他用细白高粱秆子编的蚂蚱笼子，翘角飞檐很像古代宫殿。一个二股开叉的树枝，一会儿就给你刻旋成一张小小的耕地犁了。花先生手里摆弄着柳条木棒，嘴里哼着唱着，他唱《走山》里老家人的段子，唱得气喘吁吁，好像是真的走得很累很累了。唱《三娘教子》里三娘的唱段，能唱得流下泪来。

“曾记得那年腊月数九天

半夜间儿闹着到庭院看月圆

我的儿望明月花开满面

娘冻得浑身打颤透骨寒

好不容易拉扯儿到那七岁半

我的儿又到了求学之年

为叫儿南学攻读去把诗书念

为娘我起早睡晚织布纺线

节衣缩食受尽熬煎

不孝的小奴才你睁开双眼

你看娘累弯了腰熬红了眼

年轻轻的银发添

闭门寡居十几年

我苦撑苦熬十几年哪

我只说儿读书孜孜不倦……” 

    我们那时候不懂戏，不知道这老汉哼哼呀呀唱的啥，他就耐心地给我们讲，讲一句再唱一句。

    花先生不黑食（黑食，土话，舍不得给人吃东西的意思），把赶事宴要回来的喜糖、喜馍馍分给我们吃，人们都说吃上讨吃子的东西长命百岁。我就吃过花先生讨要回来的糖蛋蛋，包着蜡纸的椭圆形糖块，一种是琥珀色的硬糖，一种是裹着一层白色酥皮的。花先生给我吃过一块奶糖，尽管包糖果的纸已经磨得油腻不堪，而且牢牢地粘在了糖块上，但我还是吃出了细腻甜蜜的奶香。花先生笑眯眯地盯着我，很神秘地说：不敢用牙咬，闭上眼睛慢慢嗍着，越嗍越甜……

    等我们上了学的时候，大人就不让我们到花先生那里去了，村里人不会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种文词儿，只会说“跟好人出好人，跟上讨吃学拉棍（棍，就是讨吃棍，讨吃子的标配，打狗防身，走路助力）”。娃们一去花先生那里，家里大人知道了，变眉变脸地从花先生那里把娃们拉出来，边走边捎种带系地骂。等再有娃娃们来的时候， 花先生就说：娃娃们，回去吧，再不要来这讨吃烂院了，好好念书啊，世界上，只有念到肚里的书是个人的，谁也叼不走！

    有一年，村里下大雨，花先生的那半截子堂屋又塌了一截，早上起来，塌下来的窑土把他住的那一间的单扇风门堵得严严实实， 花先生使了吃奶的劲儿都推不开，只好跳窗出来了。可跳窗进出终究不是个事情，花先生就往开攉堵在风门上的泥土，这一攉不要紧，他在塌下来的泥皮里找到了银圆！

    那年的雨季特别长，一连下了半个多月， 村里人家的房子都开始漏了，年长的土板墙， 土窑洞扛不住了，“呼嗵，呼嗵”全塌了。就在人们都忙着给窑洞苫盖塑料布的那几天， 花先生从塌下来的窑土里，滤出了三百来个银圆。

    山上的浑水流下来，镰把湾沟河的水漫了出来，花先生的出路断了。花先生不慌不忙地坐在院子里，他把银圆摞起来，用破布将它们包扎缠裹起来，一摞，一摞，又一摞！ 不知道哪来的念头，他用缚笤帚的龙须草扎了个人人，把那些银圆藏进了龙须草人的肚子里，胳膊、腿里，又给草人人穿了个褂子， 放炕头上，果真就像个人了，花先生对草人人说，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你是个值钱的草人人，我是那不值钱的肉身身……

    雨停后，沟底的水退了，镰把湾的沟里露出了圆溜溜的大石头。但从沟底通往花先生家的那段几乎垂直的台阶被水冲毁了，弟子们只好在沟底喊他。那个时候，花先生已经饿得发不出声音了，连自己都记不起几天没吃饭了。

    乡里的人来间半居救援了，铲车一“勺子”把乡长、书记和电视台记者挖了上去， 救护车也来了，乡长、书记、电视台记者、花先生又被一勺子挖了下来。

    休养过来的花先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家。乡里干部握着花先生的手说，这回你就住养老院吧，那里啥都有。

花先生说，我还不老，我能养活自己， 就不给政府添麻烦了。

    乡干部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讨吃叫街……

    花先生还想说自己不是讨吃，自己是说喜呢。但乡干部讲起政策来，花先生插不上嘴，最终只好住在了养老院。

    在养老院那几年，花先生的龙须人人从不离身，忽然有一天，花先生把龙须人人交给了来敬老院慰问的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慰问敬老院，花先生捐献银圆的事情上了新闻，一下子轰动了全县。花先生的外甥们不依了，说那些银圆是从他们姥爷祖上流传下来的东西，不能由他舅舅一个人处置，有他们的妈一半，他们的妈下世了， 那就是遗产，理应由他们来继承。这一套说辞是他们花钱请了律师给写的，而且是下了辛苦背下来的。接下来，花先生本家挨门近支的人都冒了出来，人人都有足够的理由来分银圆。但最终，理不直，气不壮，作罢了。只有花先生的外甥们始终气得咬牙切齿，骂花先生那是黑乌蛇转世——六亲不认的毒虫！

    县里问花先生捐出这么多银圆，有什么愿望和要求，花先生说：他一肚子喜歌、串话，他想给后人流传下去……

    在花先生死后的某一年，那本书出来了， 书名就叫《民间谣谚》，书皮上赫然写着几个字：花先生口述。

    至于花先生到底是谁，显然已经不再重要了。

（发表于《参花》2022年10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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