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长江，便有了江南江北。行走在江南，行走在苏州的大地上， 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闲暇或是工作之便，会邀上三四位文友到远近乡村、太湖边、山野间、古巷、古村落走一走，坐一坐。看过后，朋友们都会由衷地说，苏州文化底蕴深厚，我总是说，江南，苏州太可爱了。
一九八五年在太湖里的三山岛西北端清风岭下的湖滩沙砾层中发现了一处面积约五百平方米的旧石器遗址，早在一万年前就有人类在太湖中的三山岛上留下了遗迹，打制燧石、石髓、玛瑙等。但是，发掘的石器制品中完整的比较少，残次的较多，也没有发现任何居住遗迹，因此，这里可能是一处石器制造场，由此看来，这里原是三山先民临时的或者是季节性居住地，在气候适宜、食物丰富的季节他们可能在这里短期居住，制作一批石器后便携往他处。
三山先民从何而来？他们又去何方？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他们的后代是否仍然居住在这里？五六千年前，一群“断发文身”的东夷人， 手持石刀、石斧、双孔石镰，像鹭鸟一样，掠过林莽和群山和芦苇荡， 掠过江河来到了苏州这片四周被水包围着的福地，这里水鸟成群，鱼虾成队，土地肥美，水质甘洌，于是个个欢呼雀跃，就在这里停驻下来， 耕种、渔猎，并且繁衍生息，一代又一代。
周朝时，这里比较安静，水也多。泰伯以他的胆识与文化知识， 在太湖之边建立了勾吴国，因此大家对其极为尊重。吴国居民由“义之” 到“敬之”，再到称他为“君之”，这种拥戴的背后，反映了吴国居民对融入本土文化的中原文化的接受和交融。
春秋争霸时期，在兼并战争中，东方的齐国、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和中原的晋国脱颖而出，相比之下，吴国只是东南地区一个被称为“蛮夷”的小国。把一个“蛮夷”之地，建成了一个国家，苏州的老祖宗已经是感谢不尽了。是的，蛮荒之地尽管还很贫瘠，但是，在泰伯的带领下，他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家园了。
后来，楚国的伍子胥因为楚国内政的纷争，父兄均死于楚平王之手。伍子胥思考了很长时间，提出“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 治兵库”的强国之术。阖闾将建造苏州大城的事委托给伍子胥，接受任命之后，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即观测土地， 相土形之高卑，探测水文，尝水味之咸淡， 仿照上天，效法大地，建造了苏州大城。
现在我们行走在苏州的街巷里，熙熙攘攘的人流，并没有影响人们对苏州探古寻悠的情绪，幽静的老街，恰恰烘托了内心的宁静，店招林立的旧巷，在这里会感受到与历史相遇。在繁华热闹的街道两侧，镶嵌着过往丰厚的文化印记，而现代时尚的表象后面， 背景是遗存了那些上千年的建筑和典故，或者是修旧如旧气息的老宅子。
苏州是一盏灯，带着我们从原始出发， 穿越千年的光明之路。还有那些小桥，把历史与当下连接。是的，往事是沉默的，当下是灵动的，灵动的当下没有中止往事的动静， 往事在这里，仍然回荡出它的永不喑哑的声响。
伍子胥还开凿了一条大型运河，在中国第一次把两条东西流向的天然河流长江与淮河用南北走向的人工运河连接了起来，也同时把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这两大经济区域联系了起来，为江南大运河奠定了基础，对南北经济发展和南北文化的交融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古代最早因争蚕养桑而引发的战争， 就发生在苏州与浙江交界之地，“争桑之战”， 也叫作“蚕桑之战”。这一事件的背后，可以见到在春秋时期蚕桑业已成为苏州较为重要的经济产业。汉代刘向在《说苑》中说： 吴王僚执政时，晋国的国君晋平公派老臣叔向出使苏州，对叔向的到来，苏州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有绣衣而豹裘，有锦衣而狐裘者。
从欢迎的人群衣着可以看出，当时已有多种丝织品的锦绣衣服。苏州蚕桑丝织业的发展，苏州丝织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丝织品的品种已经有“缟”的名称。后世以“缟纻”和“稿纻之交”来比喻交情笃深和朋友间的互相馈赠。
言偃，苏州人称他为言子。孔子论及他的学生特点，把言偃归结于擅长文学的范畴。孔子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言子名列贤人之中。言子是唯一南方才俊。言子学成后， 回到苏州，讲学传授，成为启发东南文化的先驱。言子对苏州文化的影响是他的行为本身，“北学于圣人”，为苏州开创了“圣学之风”，必推泰伯和言偃，归功于他们的引导。泰伯以天让，而吴为礼义之邦，自从言子北学于圣人后，苏州有了圣贤之教。一代又一代民风开始形成，由周而降，天下未尝无乱也，只有苏州没有悖义的民众，自汉代以来， 天下未尝无才也，只有苏州多出名世之士。虽阅千数百载而泰伯、言子之风，教化之感人心而善民俗。
圣人之教，培养了苏州的温柔性格。这一行为放在文明对话的大视野下来审视的话， 当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与长江流域的“蛮夷” 文化在文明发展程度不对称的情况下，文明程度较低者对文明程度较高者表现出的文化的输入。这种输入，是以言子“北学于圣人” 的形式而完成的。“蛮夷”之人，向着文明奔跑，文明之师，影响着苏州人的性格特质， 熏陶着苏州不断向着文明发展。
苏州地区文化得到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达，农、牧、渔业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苏州不断创造着这片土地，这里被后人称作的“富土”。与苏州南边紧邻的太湖、吴江， 太湖环绕在侧也是分不开的。吴江有一古镇名为同里，这里居民认为“富土”之名，过于招摇，乡里人士商议改名，“富”字不出头， 去掉一点，再将该字一分为二，上半截为“同”， 下半截“田”字与“土”字相加，则为“里” 字，同里之名，因此而来。这是苏州的低调， 这是苏州人性情。
到了两汉之际，中原地区动荡不断。不少北方大族因躲避战乱而迁居到苏州，为何要到苏州，一是苏州包容，二是苏州战火较少，三是苏州适宜居住与发展。这些家族更重视儒学修养及宗族教育，因此他们在苏州定居后，在宗族繁衍、财富积累和文化发展等方面都逐渐超越了当地豪强。同时，苏州本土家族在其影响下也有了较快发展，大约在东汉中晚期，苏州地区开始形成一批文化世族， 成为当地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
顾氏最早定居苏州，其祖先为越王勾践之支系，作为著名儒学世族，顾氏代表人物多践行儒家的道德规范，以敦厚著称于世。陆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苏州乃至整个江东地区的世族中，堪称第一盛门。朱氏家族兴盛于孙吴一代，虽兴盛时间短促，但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张氏的发展道路与上面三个家族不同，具有鲜明的特征，其他三个姓氏兴于孙吴，张氏当时备受打击，势力居四姓之未，到了晋未宋初，张氏一族崛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苏州四姓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和苏州联系十分密切，他们家生于苏州，死后葬于苏州，仕宦在外遇到动乱也常常退隐苏州故里，具有浓厚的乡土观念。苏州的父老乡亲没有嫌弃他们，而是热情地接纳，因此，他们在苏州积极参与地方事务， 对苏州地方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苏州拥有强大的地方势力。
在朝代的更替中，人才聚集，文化传播， 经济日趋兴盛。尤其是农业，随着运河的开挖， 水利的兴修，塘浦圩田的兴建，农具与耕作方法的改进，良种引进，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 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可见苏州在全国的影响力。
地理环境的优越与人才集聚和努力，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苏州手工业产品逐渐增多起来，技术精湛，尤以纺织、造船、造纸等最为著名，成为丝绸之路的最初起点，贸易开拓，商品丰富，街市喧闹，苏州的繁华“为浙西第一”。
进入到唐朝中后期，考虑到苏州人文荟萃，故治理苏州多用文人学士。韦应物来了， 他履新后，即深入民间，了解民众疾苦，勤于政务，为官清廉。他提倡文教，喜欢以诗会友，在公务之余，往往与苏州文人一起作诗唱和。他的随和得到百姓肯定，苏州人亲切称他“韦苏州”。
白居易来了，他在苏州担任刺史时间不长，然而政绩斐然，尤其是山塘街的建设， 功垂千秋。一天，白居易登上伍子胥建造的阊门，看到阊门至虎丘的道路逶迤曲折，特别是半塘以西沼潭相连，往来不便，因此倡议主持开挖了一条阊门到虎丘的河道，连接到运河，并且沿河修筑了一条长七里的山塘堤岸，可免涉水之苦，又可防水涝之患，一举两得。“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大大地改善了交通条件，山塘街逐步发展成为闹市。苏州人知恩图报，人们怀念白居易的功绩，称山塘为白公堤。清代的曹雪芹在名著《红楼梦》开篇就说“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苏州），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足以说明了苏州的繁华。
刘禹锡来了，当时苏州发生水灾后“物力萧然，饥寒殒仆，相枕于野”，刘禹锡认真调查研究，查明灾情，申请赈灾，减免赋役， 获得批准，生产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治理苏州有功，被授予“金紫”荣誉。苏州百姓十分感激，把他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为“三杰”，并为之建了“三贤堂”进行祭祀。
白居易的诗可能是吸收了苏州民间文学的营养，具有亲切感，不仅写出了水乡城池的苍雄景色，而且表现了苏州历史的厚重， 充分肯定苏州的地位与作用。刘禹锡的诗， 如《发苏州后登武丘寺望海楼》《生公讲台》《到苏州》等，清幽隽秀，音协韵雅，名播吴中。
以文士治理苏州，促进了地方文学艺术的繁荣，苏州文化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地往下传，潜移默化中提高了苏州文化品位，增厚了苏州文化底蕴。同时，继南北朝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之后，隋唐时期，江南地区由于社会相对稳定，大运河的开凿，苏州境内的运河，为江南河的重要一段，从如今的望亭至盛泽东南，全长约八十公里，占江南河的百分之三十，到宋代江南已完全成全国经济中心，苏州作为江南重要地区，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局面。
除了粮食生产以外，首先引进了棉花， 这是由民妇黄道婆带来的，生产花被、缦布等，轧棉花、弹棉花、纺车，并纱成线等， 设计出性能优良的三锭脚踏纱车，大家竞相作为，转货他郡，而获利致富。黄道婆的棉织技术迅速传至苏州，使苏州成为棉织业的重要地区。其次，苏州地区很重视桑树的栽培， 选择优质品种，广泛种植，独特的自然条件， 苏州所产水果很有特色，有枇杷、银杏等果品， 在市场中亦获盛誉，苏州所产紫莼菜、菘菜、荷藕、馄饨菱等也是果蔬中的佳品。
物产丰富，便商利贾，由于洞庭东、西山多产水果等经济作物与鱼虾、湖石等特产， 加上苏州水运的便利条件，洞庭山人深谙理财积蓄之术，他们把洞庭的农副产品运出去， 再把外面的桐油等苏州所缺的货物运回来， 长期的商业活动，逐渐形成全国闻名的“洞庭商邦”。
苏州通过科举，在唐宋时期为国家输送众多人才，一些进士担负重任，如唐代陆扆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北宋丁谓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北宋范仲淹及南宋卫泾、范成大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有崇尚民族气节的南宋状元黄由，甚至还有像沈括等人在科学探索中作出贡献而闻名于世。这些载入史册的人名报出来，就会让人起敬，他们在苏州就是标杆，无时无刻不在熏陶着苏州的文气。苏州人不会忘记他们， 苏州人以他们为榜样，苏州人学习他们。
范仲淹一生重视儒学的修养与完美的人格实践，他读书刻苦，为学精励，学者孙明复、张载对《春秋》和《中庸》都有精深研究， 他的先忧后乐、推己及人的思想，推动了理学的发展。
到了元朝时，一度废除了科举，不重视文化的建设与人才的培养了。然而，元明之交的苏州人张士真以治《春秋》闻名，苏州学子仍然努力学习，一些学者从私塾中接受教育，他们隐居教授，为乡梓文教的昌盛作出了贡献。
苏州人在生产中辛勤劳作，“四郊无旷土， 随高下悉为田。”苏州号称繁盛，生活奢侈， 城中衣服多用丝绸。居民所食以稻米为主， 水产食物尤为丰富，鲈鱼莼羹、茭白尤合口味。此时，房屋已多用砖瓦。由于水道众多， 出门一般要行船，正如白居易诗所言：“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
可是，到明太祖时期，苏州经济处于下滑阶段。明宣宗时期，针对江南苏州社会经济面临的困境，痛下决心，派遣周忱、况钟履任，厉行改革。
苏州从商者增多，商业大多集中府城西南一带，沿靠运河，从阊门内出城，自钓桥西、渡僧桥南分为市心，向南北延伸而成了南、北濠，上、下塘诸市，是“两京、各省商贾所集之处”，苏州开始复苏起来。苏州物产丰富，勤劳肯动脑筋的苏州人，带来了手工业的发达，致使物品精巧，商品繁多。据成历《长洲县志》卷五《县志》记录“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馐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 今皆精妙，人性益巧百物产益多。”苏州城镇手工业的发展，引发消费和社会风俗变化， 而且惠及全国，使苏州成为天下倾慕与效仿的中心。由此，苏州城市生活方式，社会风尚开始变化，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除看到商品繁多，生活安乐，还注意文化昌明。苏州就是这样一个全面而独特的典范，小街巷大世界，古地文脉深。一街一河， 一家一族，苏州的文化积淀，这里应有尽有， 砖砖瓦瓦，渗透着浓郁的江南味道，小桥流水， 流淌着深厚的文化气韵与人性的美。
苏州人不喜欢与其他人争，喜欢自己跟自己较劲。在手工制作中，总喜欢把产品做到极致，做不到最好，不会罢休的。本人做不好，下一代继续干，一代接着一代，深耕细作。因此有了“采芝斋”“元大昌”“核雕”“苏扇”等许多的老字号。然而在盛誉的背后， 也有着许多动人传奇故事和含辛茹苦的故事， 日积月累，渐渐发家致富，便有了以诚为本，重德守信，靠质量和服务，享誉民间。有的承袭祖传秘方，凭借独特的制作技艺，名闻遐迩，历百年而弥兴。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过人的聪慧，创造出了凝聚苏州特色、为苏州增光添彩的文化遗产，他们的工匠精神值得如今人们细细琢磨和探讨。
苏州人还精准地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项目”，你适合做工匠，你去做；你适合刺绣、缂丝，你去做；真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在这块风水宝地上，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还有一些人专门学习考状元，把状元也“做” 成了“苏州特产”。
这话从何说起，清代康熙初年，来自各地的翰林院里一帮文人工作之余，聚在一起闲聊说笑，说着笑着，话题说到了各自家乡的特产。陕西人说陕西有西狐裘毛罽；广东人说我们家乡出产象牙犀角；湖北人说湖北盛产优质木材，大家越说越激动，都在得意地自报家乡的稀有产品。唯独来自苏州的汪琬十分平静，只是看他们亢奋，一言不发。于是，翰林们便带有几分讥笑与逗乐的成分问，苏州自古称名郡，汪先生是苏州人，怎么不报出苏州的土特产品呢？难道苏州徒有虚名不成？汪琬仍然不慌不忙，平静地回答道，苏州是人间天堂，鱼米之乡，那些老字号大家都已经知晓。还有一样大家可能不知晓。汪琬故意卖了个关子。众被先是一愣， 而后追问，还有什么？汪琬仍然是十分平静， 不急着回答，大家又一直追问，汪琬才提高嗓门，一字一顿地说了三个字——“状元也”。
话一出口，室内空气瞬间凝固似的，翰林们个个面面相觑，悄悄地走开了。据统计， 唐代起有“状元”之称，从唐朝到清末，全国共出文状元596 名，苏州共出了45 名，无论是平均数，还是绝对数，苏州出的状元均为全国第一。苏州状元中有父子状元、有祖孙状元、有兄弟状元、有叔侄状元，是名副其实的“状元之乡”。
苏州科举鼎盛，状元辈出，让人荣耀。这是文气，这是文风，这是一个地方文明发展的根脉。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一个状元会给家乡百姓带无上的自豪，这些状元多多少少都会给家乡带来一些贡献。这些贡献滋润着苏州的不断发展。
即使他们仕途遇到了坎坷，不顺，他们仍然为家乡带来一些睿智、尚礼的重文之风。苏州人逐渐形成了“家家礼乐，人人读书” 的新风尚，人们的个性变得柔软而内含刚强。
拙政园是苏州人造的，这个人叫王献臣， 是明朝做官的，在皇帝身边工作。王御史原先在朝中也是想有一番作为的，只是争来斗去，倾轧不过朝中权贵。他敢于抗上，还是老样子，那就容不下你了，先是诬陷，官场失意，而后被贬职，一气之下，弃官回家到了苏州，造一座园林享受晚年生活，那么园林取什么名呢，寄托什么呢，王献臣用了潘安的文章，“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林，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舂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 经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 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
这是苏州人的性格，他们似乎看透了什么吗？他们隐去了吗？没有，他们把聪明才智带回到了苏州，他们是“隐于艺”，把对仕途的热情移到家乡的建设上来，一个一个精巧的园林造了起来，将园子造得精妙绝伦， 诗意十足。走进园内，行走在山水之中，便是修身养性，便是在清幽的境地里接受一次无声的洗礼。
被称为江南水乡明珠的同里小镇，最有名的要算退思园了。进入退思园，就会感觉这座园子与苏州其他的许多园林不一样，它的布局是横向而非常见的纵向。我发现，退思园之美，还真的在于一个“横”字。退思园占地不足十亩，据说因地形所限，更因“自视清高的园主不愿露富”，打破建筑格局， 改纵向为横向。是否果真如此而“横”，并没有考证。进了园，只觉得满天眼是“横”， 还有它的与众不同的走马楼，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
特别是退思园的设计，体现出了主人的退而思进，这当然是一种好的品德。这也是苏州人骨子里的一种精神，通过一座园林劝诫世人要活得主动，活得洒脱，让生命有更多的含金量，那应该有一点“横”向的思维。
不管是任兰生还是王献臣，或者是其他退回到苏州的人，他们给苏州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他们用亲身的经历告诫人们，给人以警示。
当我们穿行在苏州的大街小巷，穿行在先贤们留下的气息之中，许多园林，经历了风吹雨打、岁月的洗礼，能吸收到知识的养料， 感受到品格的力量，被道德文章熏陶，被名人的气质浸透了，而且经久不衰地散发开来， 弥漫在苏州的空气里，让它们在这片土壤中， 感染、教育和帮助着一代又一代的苏州百姓。
从状元之乡到院士之城，无论是从前大户，还是今天的普通百姓，或者只是当下的一个远方游客，在这里结下和苏州的缘分。无论浅与深，无论长与短，无论多与少，缘分让人们来到苏州，走进苏州，记住苏州， 在往后的日子里，想念苏州。
岁月更迭，苏州人永远没有更变的是大家心中的那个令人向往的“人间天堂”。两千多年来，一代代苏州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用汇通江海的气概和滴水穿石的韧劲以及自我超越的精神，铸就了延续至今的富庶繁华。
在文明进步的时代舞台上，从不缺少苏州人的身影。苏州人就是苏州最宝贵的财富， 每个人的故事汇聚成苏州的传奇，每个人的精神熔铸成苏州的气质，每个人的不凡拼织成苏州的非凡，使这座我们无比热爱的城市， 如此独一无二、与众不同。
苏州人的敢为人先，凝练出这座城市勇立潮头的气魄；苏州人的拼搏实干，孕育出这座城市务实奋进的品质；苏州人的兼收并蓄，涵养出这座城市海纳百川的胸怀；苏州人的精益求精，沉淀出这座城市臻于至善的追求。这些宝贵的精神特质，根植于江南文化之中，其中最深沉的力量，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无论走得多远、无论身处何方，这种文化自信、民族大义都流淌在血液中，激励着一代代苏州人自强不息。
苏州人始终站在发展最前沿，绘就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生动画卷。如今的苏州，牢记初心、担责尽责， 正用创新标注未来的高度，是一座创造知识、成就梦想的希望之城；正用和美诠释水乡的魅力，成为一座水韵灵动、稻花飘香的诗意之城；正用品质演绎生活的精彩，是一座多姿多彩、令人向往的幸福之城。
在苏州会切身感受到，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苏州，有一种希望叫创业在苏州，有一种惬意叫休闲在苏州。
此刻，我想念可爱的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