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痴哥”和“老铁弟”
癸卯兔年，我有幸踏足上海吕巷，受到金山蒋志明先生的热情接待与悉心引导。蒋先生学识渊博，通晓古今，且温文尔雅，与先生对话， 如春风拂面，心旷神怡，收获颇丰。他带我了解了先祖大痴公在元代松江府的行迹，让我对先祖有了更加亲切的感知。此行，我还收获了大痴公的“老铁弟（笛）”。“老铁弟（笛）”便是杨维桢，号铁崖道人、铁笛道人。
这位被誉为“元末江南诗坛泰斗”的杰出人物，不仅在诗文创作上独步一时，被誉为“诗文名擅一时，见者以为神仙中人”，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书画家。有如此成就，杨维桢对黄公望的热爱与追随依然始终如一，这使我对二人的交往产生了浓厚兴趣。
坦率地说，最初我一直认为在画卷上题诗盖章是附庸风雅、破坏美感的败笔。事实上，大多数文人对乾隆帝在《山居图》（子明卷）上题跋多达五十处都表示了无奈与遗憾。而杨维桢的知名作品之一《题黄公望九珠峰翠图》正是题诗，但令人奇怪的是，这幅卷面上却未见黄公望的落款或题跋。这使我更加好奇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原因之二， 杨维桢曾在《西湖竹枝集》中明确指出，“黄公望，字子久，自号大痴哥，富春人”，俨然为“黄公望富春人论”站台。作为虞山大痴公的后人，我对杨维桢这位“对方辩手”自然“中意” 不起来。
未承想，在古华亭，今上海金山、松江的这次旅行中，有幸与蒋志明先生同行。他一路引经据典，从元代吕巷的“应奎文会” 中杨维桢的传奇故事，到“亭林读书堆”中杨维桢的高士情怀，让我开始重新审视杨维桢。因此，我向蒋先生请教了关于黄杨二人交集的文史资料。蒋先生慷慨地为我提供了《杨维桢传稿》《铁崖轶诗编注》《东维子集卷》等大量著作资料，其中涉及黄杨二人的内容都详细标注，并赠送了他创作的《吕巷文脉》的电子稿。这种倾囊相授之举，令我百感交集， 且深受感动。
这些珍贵的资料，给予了我一段深刻而难忘的学习经历。读到杨维桢的《君山吹笛图跋》：“道人出所制小铁笛，令余吹《洞庭曲》，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风作水横，舟楫挥舞，鱼龙悲啸也”，我仿佛看到轻舟一叶海上去，大痴公端坐船头，双鬓落满霜雪，却童颜依旧，那充满激情的心， 仿佛未曾蒙尘。铁笛横吹，笛声婉转。吹出了心中的宁静与祥和，吹出了半生的风雅与才情，吹出了多少文人求之不得的肆意与洒脱。而此刻，杨维桢一曲《游洞庭》，吹出了自己的桀骜不驯，吹出了对“大痴哥”的“情有独钟”。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段题跋的时间“至正己亥秋八月中秋日”，正是在“道人已先去” 的五年后。中秋节，恰好又是大痴公的生日， 这样的巧合让人不禁感叹。相守时珍惜，别离后惦记。可见这位“老铁弟”对大痴哥的情谊，的确非同寻常。
杨维桢在《题黄子久青山隐居图》中写道：“海上呼龙须有约，镆邪笛子许君听。” 这句话让我瞬间联想到了央视版《笑傲江湖》中莫大先生与刘正风琴箫和鸣，让人意犹未尽的画面。再将莫刘二人形象代入黄杨二人身上，笛歌相合，潇洒人间，当真逍遥。这么说来，黄公望与杨维桢可谓是一对“笛友”。
顺藤摸瓜，大痴公“道袍事件”后一气之下拂袖而去，潇洒辞官。同样，杨维桢在元朝泰定四年担任天台县令时，也展现出了他的坚定立场和为民请命的决心。他不愿迎合权势，坚持为百姓免除过重的赋税，因此得罪朝廷，最终选择辞去官职。即便后来被封为江西儒学提举，他也因江西起义频发而果断拒绝赴任。他在《淀山湖》中写道：“沽来村酒浑无味，买得鲈鱼不论钱。明日垂虹桥下过，与君停棹吊三贤。”“三贤”是谁？ 范蠡、张翰、陆龟蒙是也。“三贤”也曾有辞官之举，似乎与黄杨二人有着相似的境遇和追求。“与君停棹”，难道是大痴哥和“老铁弟”同游淀山湖，共“吊三贤”潇洒人生？ 这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高呼世界很大去看看的辞职气魄，确实与黄公望一拍即合，堪称“辞友”。
杨维桢辞去官职，选择前往富春，自然是富春的大好河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南朝吴均曾赞美从桐庐至富阳的百里富春山水： “风烟俱净，天下独绝。”故天下文人墨客， 无不俱往。其中，画坛巨匠黄公望曾言：“仆归富春山居。”他沉醉于这片山水之间，而杨维桢便是他的同游或追随者之一。“小隐山中结草堂，道人真与世相忘。”“道人” 在富春南楼赏雨，“我”在小隐书室听泉， 跟随着大痴哥的足迹，感受着他的气息，一路追逐沿途的风景。
再看《君山吹笛图跋》：“华亭沈生瑞， 尝从余游”“予往年与大痴道人扁舟东西泖间，或乘兴涉海，抵小金山”，都说明了黄公望与杨维桢常常结伴出行。用现在的话说，当真是一对“驴友”。
古人徜徉于山水间，自然畅叙幽情。可惜没有手机，更没有朋友圈，于是便将心中酣畅化为笔笔丹青，字字诗卷。黄公望，被誉为“元四家”之首的画坛宗师，杨维桢则是赫赫有名的书法家、诗人，两位大师结下忘年之谊，自然会切磋学习。
黄公望和杨维桢都有许多诗作和书法作品传世，如他们分别所作的《题苏东坡竹》和《净因院竹轩》。另外，黄公望在《方方壶画》中题诗：“一江春水浮官绿，千里归舟载客星。”而杨维桢在《题严子陵祠》中则写道：“子陵江海客，本非沮溺伦……客星犯帝座，太史奏天文。”两首诗都表达了对富春钓台严子陵的崇敬与向往之情。
再者，杨维桢虽不以绘画出名，但其曾在《君山吹笛图跋》中自述“得画法于大痴道人”，这表明他深受黄公望的影响。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杨维桢受邀来到松江，是他一生的高光时刻，而黄公望卖卜松江，在此度过了人生的低谷时期。如此霄壤之别，“老铁弟”依然一路倾情膜拜，又怎么不会点燃“大痴哥”对生活的热情呢？
杨维桢在《图绘宝鉴序》中评价：“故画品优劣，关于人品之高下。”联系上文自述“得画法于大痴道人”，可见，“赏识你的人，会因你的才华而来；志同道合的人， 会因你的人品而来”。
华亭沈瑞早年随杨维桢学诗文，画宗黄公望。马琬，也是杨的得意门生，其山水师法黄公望。纵观元代松江一带，师法杨维桢诗文书法的，无不热爱和追随黄公望的绘画之道。因此，称黄公望和杨维桢为“诗友”“画友”“书友”可谓名副其实。
如若在历史吉光片羽之中品读黄公望与杨维桢之间的情谊，必然会发现更多有趣之事。比如说，黄公望在《秋山招隐图》跋文中写道：“每春秋时焚香煮茗，游焉息焉。” 也就是说，大痴公还是一位品茶爱好者。想来也是，悠然于天地之间，茶香四溢，飘上九天，岂不乐哉。杨维桢也爱茶，《灵峰山》写道：“日暮坐留子，为下陈蕃榻，烹茶饭蔬食， 遂喜浮生乐。”这么说来，二人倒是“茶友”。再者，黄公望爱酒，晚年有着饮美酒作画， 系酒罂于船，掷酒罂入水的潇洒场面。吕巷的璜溪玉秀桥上，还流传着黄公望在桥堍醉酒吹笛的故事。此刻，我不禁想起了杨维桢的散曲《铁笛清江引》。遥想当年，二公酣歌醉舞诗天成，他会不会对着大痴哥来一句： “铁笛一声翻海涛，海上麻姑到。龙公送酒船， 山鬼烧丹灶，先生不知天地老！”这样的风采， 可谓豪迈。如是，“茶友”“酒友”不言而喻。
随着对黄公望文化研究的深入，我又有了新的收获。
起初，我和一位画家探讨没有黄公望落款的《九珠峰翠图》，是否为黄公望的真迹， 彼此葆有鲜明的观点。的确，大痴公喜借题跋表明自己的馈赠之意。然而，该画为何只字未题？文学家王逢，是黄杨共同的好友， 在此画上倒是题诗了，诗后注：“草玄道人题，大痴尊师画。”“草玄道人”即杨维桢， “大痴尊师”即黄公望，两人合力完成画作， 顿生笑傲江湖、琴箫和鸣之感，画因文添彩， 文因画增色。想起赵孟頫和黄公望的《快雪时晴》书画合璧图，那么，《九珠峰翠图》岂不是又成就了两位文人的一段“佳话”？
画面醒目处，杨维桢题写了一首诗，其中最后一句写道：“老子嬉春三日醉，梦回疑对铁崖山。”黄杨二人相伴而行，这种沉浸式的“玩法”，俨然将富春当作了第二故乡。因此，杨维桢恍惚间“梦回疑是富春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山水诗人谢灵运因天下独绝的富春山水，成就了他作为中国“山水诗鼻祖”的文学地位， 富春山水亦将黄公望的山水画推向文人画巅峰。不妨大胆想象，若杨维桢某日来到富春的华严阁，看着潺湲的江水，诗情万丈：“天开山色千年画，风送江声万里潮。”这一刻， 他会不会正与大痴哥相约共赏春江，遥望大岭，才写下了这千古佳句？此时，我们再联想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或许便能渐渐理解为何杨维桢多次在《西湖竹枝集》中把大痴哥误当成了“富春人”。在老铁弟的心中， 大痴哥与“千年画”早已融为一体，成了富春山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行文至此，你是否与我拥有同样的疑问： 为何身为进士的杨维桢，却心甘情愿追随黄公望？记得金山蒋志明先生说：公元1350 年， 吕巷“应奎文会”之时，黄公望为《富春山居图》题跋，落笔写下“夏氏知止堂”，他的艺术造诣已然登峰造极。对此，还没有达到最高水准的杨维桢自然心知肚明，追随黄公望岂不是理所当然？
这回答，绝妙！
那么，究竟如何评价黄公望与杨维桢之间的情谊呢？笛友、辞友、驴友、诗友、画友、书友、道友、茶友、酒友等，虽然都有其特定的内涵，但这些标签似乎都无法完全涵盖他们之间的深厚情感。我觉得“老铁” 似乎更有趣一些。这一灵感，来自晚年的杨维桢自号“老铁”。他在《鲁钝生传》中写道：“海内奇士，屈指不能四三人。其一曰茅山外史张公雨，其一曰大痴子黄公望。” 可见，他对黄公望的仰慕和推崇溢于言表。现在，“老铁”这个词源于方言，意指“铁哥们儿”，强调的是一种长久而深厚的友情， 它不仅仅代表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更代表了一种坚不可摧的情谊和共同的信仰追求。在杨维桢的心中，黄公望无疑就是他的“老铁”， 他们的友情深厚而坚定，无论世事如何变迁， 他们的情谊都始终如一。
忽然想到，虞山同样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有的潜心研究宣传大痴公生平， 有的研习大痴公的浅绛与赭石艺术，有的用红木再现《富春山居图》，有的用山水画或诗歌传承大痴公的艺术精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黄公望，对虞山，对祖国山川的向往与热爱。如若生在古代，定然是大痴公“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挚友，相信大痴公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喊他们一声“老铁”。
此时此刻，当“老铁”的呼唤响起，“大痴哥”的“老铁弟”定会是那铁笛的一声清脆应答：“到！”
黄公望缘何念松江
甲辰龙年，我再次踏足上海吕巷，既为黄公望的《九峰雪霁图》的胜景，也为金山蒋志明先生的一句“黄公望的祖籍是上海， 你也是上海人，你是我的老乡！”
不管怎样，我对先祖大痴公的探索欲是与生俱来的，此行探寻他的松江情缘，对我而言，更是一趟充满虔诚与浪漫的旅程。身为大痴公的后裔，来到他人生旅途中重要的驿站进行寻访，与他曾凝望过的一山一石、一峰一桥深情对视，这是何等神圣而荣幸的体验啊！
如若不是亲身所至，谁会相信享有盛誉的《九峰雪霁图》是松江之景致？我追随着他的足迹，如同展开了一幅七百年的历史画卷。穿行于大痴公切切于心的这片土地，我仿佛听到了铁笛声声，看到 “至正十年”那一场春雪大作的景象。这一幅充满岁月韵味、令人爱不释手的山水巨作，引领我来到金山，来到吕巷，来到亭林，悄然带我回到了元代历史的某一页。我漫溯在大痴公带给我的那份气定神闲的从容与宁静中，不由得放怀畅想：那九座被大雪点亮的山峰，为何让大痴公如此魂牵梦萦？一定是松江的人，松江的景，松江的情，这些都让他念念不忘，即使身处他乡，也仿佛回到了故乡。这一切的美妙和深情，都在这幅画中得到了完美呈现， 让人陶醉其中。
据历史记载，松江“自东都以后，陆氏居之，康绩以行谊闻，逊抗以功名显，机云以词学名”。大痴公改名为黄公望之前名为陆坚，陆氏一族文武兼备，风姿绰约，其中渊源不言而喻。苏州博物馆藏有民国十一年刊仰贤堂《陆氏世谱》，上海图书馆藏有民国三十七年刊仰贤堂《陆氏世谱》，均记载： 陆龟蒙第十一代裔孙陆霆龙（据《华亭县志》《松江府志》，家谱中龙霆，实为霆龙）， 为南宋咸淳年间乡贡进士，居松江华亭璜溪， 有一子陆统，因南宋灭亡，无奈从华亭璜溪迁居常熟言子巷。陆统育有三子：德初、坚（即大痴公）、德承。大痴公作为陆统的次子， 不仅继承了族人的才华与智慧，更成为陆氏一族的骄傲。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松江正是大痴公陆坚的祖籍所在地。这里不仅承载着陆氏一族的辉煌历史与荣耀传承，更见证了他们文武兼备、风姿飒爽的风采。
在此，必须提到与大痴公年龄相仿的书法家、诗人陆居仁。作为松江华亭“三高士” 之一，他不仅是“应奎文会”的领袖人物， 还和黄公望有着深厚的叔侄关系。当然这次雅集也有黄公望的参与，在这样的背景下， 他们之间的交集显而易见。此次雅集，黄公望的参与也为这场文化活动增添了不少色彩。
然而，大痴公初至松江却并非为了“陆”， 而是为了“汪”，并未为了“家”，而是为了“国”。当时出狱未久的黄公望得杨载书信一封，投松江知府汪从善而去，试图再续官场前缘。然而，他未能如愿以偿。吃了“闭门羹”的他索性选择留在了松江，并在横云山筑室“黄公庐”而居。横云山之“云”，正与东晋文学家陆云的名字相呼应。这也使得黄公望在松江停下脚步，与陆家产生了深厚的渊源。
陆氏族人的基因在黄公望的心中播下了对祖籍之地的无限亲近与好奇，然而真正让他留下来的，却是松江那别具一格的美景。作为“画山又画水”的大痴公，黄公望被松江的自然风光深深吸引，流连忘返。
《明斋小识》记载：“九峰为云间胜地， 春秋佳日，足供眺赏，而三峰七峰独擅其胜。佘自二月初八至四月初八止，游人不绝， 四八两期，喧阗尤甚，画船箫鼓，填溢中流， 绣幰钿钗, 纷纶满道。”由此可见，《九峰雪霁图》确实出自松江，这一点毋庸置疑。
古籍曰：“云间僻在海隅，家弦歌而人诗礼，久为文献之地”。常熟图书馆原馆长李烨先生曾说：“松江与黄公望的家乡常熟， 有众多相仿之处，城中方塔耸立，人文气息浓厚。”如今，我踏足松江，犹如大痴公回抵祖辈生活的风景里，不止寻觅古城风韵， 更为那一句“我们是老乡”感到温馨与亲切。这份深入骨髓、触动灵魂的“别样滋味”， 足以带领着我泊岸归帆。
松江境内，不仅有九峰耸立，更有三泖浩荡。这“三泖”是指位于松江、青浦、金山与浙江平湖之间相连的大湖荡。据明代李日华记载：“黄子久尝终日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意态忽忽；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激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咤，不顾也。” 此处“泖中通海处”，是大痴公醉心观景、潜心悟道之地。从他的《写山水诀》：“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便当模写记之，分外有发生之意。”可知大痴公习惯于随身携带纸笔，一旦遇到美景，便立刻泼墨挥毫。他的画作《九峰雪霁图》《九珠峰翠图》《松江送别图》均以“九峰”为主题。《富春山居图》题跋标注“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其中“云间”正是松江的别称。此外，他的其他画作《溪山小景图》《南村草堂图》《层峦秋霭图》《水阁清幽图》《华顶天池图》《观瀑图》，落款或题识中皆标明“云间客舍”的地名。这些画作，不仅是大痴公才华的展现，更是他对松江，对九峰三泖深深的怀念和情感的寄托。他用一幅幅画作， 一遍遍地将那些曾被岁月切割的记忆一一还原，并接连起前世今生。以此告诉后人：“云间，我来过……”
雪霁天晴的九峰展现着宁静的诗情，落日余晖下的三泖流淌着醉人的画意，草长莺飞的南陆村弥漫着生机勃勃的气息。美景虽好，能否胜过山河绮丽的富春？渊源再多， 能否胜过家人所在的虞山？王逢《简黄大痴尊师》诗云：“十年淞上籍仙关，猿鹤如童守大还。”
诗句中透露出的那份坚守与执着，让我深感敬佩。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大痴公在松江居住十数年之久？在我看来，原因在于“情”。情感的纽带，让大痴公与松江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度春夏，几回秋冬，他见证了这里的风景变迁，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和回忆。这种深厚的情感，让他愿意在这里扎根，与这片土地共同呼吸，共同生长。
如今，松江被誉为上海的历史文化发祥地，享有“上海之根”的美誉。元朝末年， 松江借华亭升府之契机，行礼贤下士之风气， 引得众多名人纷至沓来。除了当时享有盛名的黄公望，同为“元四家”之一的文坛大家倪瓒、王蒙等人均避世于松江，赵孟頫更有《松江宝云寺记》等作品，值得一提的是， 赵孟頫的妻子管道升娘家亦是松江人。此外， 杨维桢、曹知白、邵亨贞、张中等四方名士也云集松江。一时间松江颇有“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的文化氛围，而这些“鸿儒”， 都是大痴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们共同铸就了松江深厚的文化底蕴。
元代画家曹知白，家中“蓄书数千百卷， 法书墨迹数十百卷”，黄公望是曹知白自家所筑的精美园林中的座上客，二人时常谈文论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元末文坛泰斗杨维桢也长期寓居云间，他与黄公望诗歌酬唱，铁笛应和，字画合璧，传为美谈。黄公望与张中曾合作的《松亭高士图》更是受到袁华的赞赏，他题诗赞美道：“大痴老人天下士，结客侠游非画史。酒酣泼墨写荆关， 咫尺微茫数千里。”这首诗不仅表达了对黄公望画技的钦佩，也展现了他对这幅作品的深深喜爱。这些艺术家们的交流与碰撞为我们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们的故事和作品成了我们研究和欣赏艺术的重要资源。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富春山居图》题跋中的“知止堂”主人夏世泽，确是亦兄亦友亦贵人。在大痴公遭遇困境、身陷囹圄之时，他义无反顾为其奔走申冤；在大痴公穷困潦倒、生活无助之时，他又慷慨解囊，仗义济困。夏氏对大痴公的解囊相助和精神慰藉，令我肃然起敬，深表感激。在大痴公寓居松江夏氏知止堂的那段时光，他为夏世泽的晚辈夏世贤画了一幅《剡溪访戴图》。他将魏晋时期文人生活的“心本清净”的哲思，蕴藏于这一幅庄严肃穆的画卷之中。也许， 他想告诉大家：这里，是他心灵的归宿；这里， 是他重拾生机与自信的地方；这里，也是他达到本真的人生境界之所在。
正是如此，松江文风对元代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松江被誉为元代山水画的发源地。而“九峰三泖”所承载的，不仅是元末文人对“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的价值认同，更是他们高隐之志向的经典象征。这种文化积淀和精神追求，使得松江在元代文化史上独树一帜，熠熠生辉。
因为人的渊源，黄公望来到松江；因为景的走心，黄公望留在松江；又因为情的投合，黄公望恋上松江。在黄公望的生活和生命中，松江对于他的影响，是否仅次于虞山和杭州，这确实值得深思。
当然，说起松江，最有意思的还是名震天下的《富春山居图》。据传，黄公望与无用师同客松江夏家，当时黄公望手中正持有尚未完成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深恐这幅他心心念念的画作会被大痴公一时慷慨赠人，便请求他为其题跋以明归属。考虑到时间线，《九峰雪霁图》正是创作于《富春山居图》的绘制过程中，很有可能这两幅杰作曾并肩摆放在大痴公的桌案上，互相辉映。
曾有学者探讨：虞山、杭州、富春、松江， 在黄公望的生命轨迹中，究竟何处占据更重的分量？如今，恐怕已不重要了。对于大痴公而言，他的步履从未停歇，这些都是其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看，各有奇妙； 远观，则是无比相似。
忽然想起张雨《行书题黄子久画诗页》记录的轶事，他曾好奇地问黄公望为什么还不回杭州。黄公望悠然表示，松江鲈鱼正当时，待品尝其美味后，才肯回杭州，这亦是“子久不归，正为松江鲈”的由来。至于是松江鲈鱼味美、杭州的龙井清新、富春的山笋鲜嫩， 还是虞山的乡酒醇香，也无须刻意比较，再分高低了。在松江，你能看到手持画笔凝望富春山的黄公望；在杭州，你能看到手握酒壶纵情虞山的大痴公；在虞山，你又能看到与朋友交心兴起而画的黄子久。每一处风景， 每一份情感，都融入了他的笔墨之中。一以贯之，这正是黄公望的魅力，也正是研究黄公望文化的意义。
行文至此，思绪万千，耳畔回荡着初次踏入吕巷时，同乡黄辉云热情洋溢的那一声“欢迎回家，黄澜！”这一刹那，我仿佛穿越时空，想象着七百年前的大痴公会不会也如今日的我这般，在听见松江远房堂叔陆居仁温暖的一句“欢迎回家，陆坚……”时， 内心涌动着归家的喜悦与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