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初，我背着行囊，趁乡下小镇还沉浸在浓浓年味里还未醒来时，便去往远在一百六十多公里外的省城独自打拼。此时的小镇到处响着鞭炮的炸裂声，空气里充斥着一股浓重的火药味，树枝藤蔓上挂满憋了气的孔明灯。小镇在春节时分并不寂静，从来来往往串门的乡村妇女脚步声里就可以知道，原来一年又过去了，之前承受的所有委屈和痛苦都是不值一提的，没有什么比过年更重要的了，似乎前面的364天就是为了最后的第365天做铺垫的。从那背着行囊挥别亲人的不舍中才知道新的一年又要开始，又要忍受一年的思乡之苦以及老板的横眉冷对，周而复始的打工生活像时光的轮回，忘记了开始，更望不见尽头。

    火车呼啸而来，尖锐的汽笛声扰乱了我纷乱的思绪，穿透了空气中弥漫着的离愁别绪，撕破了送别的人们脸上那故作轻松的伪装。站内，拥抱的拥抱，握手的握手，好似这一去便是万水千山，从此天涯陌路，永不再相逢。喧闹的候车室，送我上车的姐姐眼睛瞬间通红，她微颤着唇，似有千言万语哽在喉咙里，她定是在担心我，担心我会遭受城里人的白眼，担心我太小，照顾不好自己。候车室的喇叭不断播着早已录制好的虽甜美却毫无生气的温馨提示：“火车即将启动，还未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姐姐半晌才开口说话，似乎鼓足了勇气，“妹妹，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我半抬着头，倔强地忍着即将汹涌而出的眼泪，接过行李，一头扎进了拥挤的人潮，直奔车厢。我不敢回头看，我怕会触碰到那双在背后一直默默注视着我的眼睛。火车慢慢启动，站台上的喧嚣逐渐褪去，只留下没有尽头的铁轨，赤裸裸地呈现在送别的人们眼前。

二

    姐姐比我大三岁，是家里的长女，自然比我这个老幺懂事得多。

    春季父母在田里种秧苗，姐姐左手挎篮子，右手牵着我，走很远的路给父母送茶水、送点心。田里的两亩水稻成熟时，父亲每天背着锄头、戴着草帽，像常胜将军，骄傲地巡视金灿灿的麦田。同时脸上又露出担忧的表情，因为找不到收稻子的帮手。收割那段时间，父母辞掉临工，早出晚归，脸被太阳晒得通红，累得直不起腰。趁周末放假，姐姐带着我，帮父母踏打稻机，摇扬谷风车，甚至还下田拿着有锯齿的禾镰帮父母割稻子。水田里，最多的就是那种叫做蚂蟥的软体动物，稍不留神，就从腿上的某个伤疤处钻进去吸人的血，我从小就怕虫子，哪怕是菜地里的青虫也会紧张地“嗷嗷”怪叫，而姐姐从小就是无所畏惧的，小小的个子储存着巨大的能量，她天生就遗传了母亲的性格，坚强、隐忍。父母和姐姐舍不得我下田，便让我搬一条板凳，戴着草帽，拿着一个两米多高的耧谷爬，在偌大的晒谷场驱赶那些偷吃谷子的鸡和鸭。晒谷是最有意思的，一到秋季，那些养鸡的妇女们便把家里的鸡鸭从笼子里放出来，一股脑地赶到晒谷场上，那几天是绝对不会给鸡鸭喂食物的，因为鸡鸭在晒谷场上早已撑饱了肚子。

    姐姐很疼我，但也打过我，下手很重。那年我不到十岁，农忙一过，母亲便会从附近的手套厂拉几百双手套，回家钩手指头，不用任何成本，只要有一枚小小的针和一根细细的线就可。那是03年、04年，钩一双手套只有少得可怜的八分钱，但许多像母亲这样没有技术、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为之心动，愿意凌晨四五点拉着三轮车，在厂门口排几个小时的队领半成品，排在末尾的一些妇女拿不到手套，便气愤地赖在厂门口不走，大声抱怨分手套的工作人员偏袒，很多次他们都会吵起来，小镇的天还没亮透，那尖锐的叫骂声却已吵醒了熟睡中的人们。有手套缝的时候，是妈妈和姐姐最开心的时候，她们每天拉着一根线，手握一枚细细的针，似乎屁股钉在了板凳上，整个人被那穿在针尾的线给绑牢了，一动不动，从早晨一直到黄昏，像两塑雕像，定格在了我十岁童年的记忆里。她们就这样缝啊缝，缝着缝着就忘记了时间的流淌，缝着缝着就忘记生活对于一个贫困家庭的种种考验。姐姐不止一次要求我放学以后早点回家，不要在外面逗留太久。我明白她说的早点回家就是帮母亲缝手套，有几次我的确很乖，坐在她们身边一针一线地缝着，几天以后，我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一听见门外小伙伴的吵嚷声，我的心就蠢蠢欲动，真希望扔掉讨厌的手套，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渐渐地，我回家越来越迟。有一次，我在同学家写作业，写完作业又开始捉迷藏，等玩尽兴天也黑透了。我拎着沉重的书包，一头扎进夜幕中，既恐惧又焦急。还没到家，就碰到了喘着粗气的姐姐，她紧紧抓着我的手，不容我抗拒，拽着我往街的僻静处走去。我从姐姐铁青色的脸上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在拐角处，姐姐大声质问我去哪了，我说在同学家写作业。这时她抬起脚，做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她脱下褪色的紫色塑料凉鞋，用沾满污垢的鞋掌狠狠地抽着我的脸，一下、两下、三下……寂静的小巷子里只有那一声又一声抽在脸上空洞可怕的“啪啪”声，空气里盛满了疼痛，连那从巷子里穿过的风也陪着我呜呜啜泣。她歇斯底里地向我喊：“谁让你不回家的？你知道我们有多着急吗？我们以为你又像三岁那年一样被人贩子拐跑了，你不就是不肯缝手套吗？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你知不知道父亲为了赚钱累成什么样了？”我哑口无言，没心没肺的我似乎被姐姐给抽醒了，我想起父亲在工地里被砸得血肉模糊的右脚指，想起夏季浦阳江水干涸时父亲被纤绳磨破的肩膀，想起了父亲劳动大半年却拿不到工钱时的唉声叹气，我想起了他的哮喘，想起了一个刚强的男人被生活压迫得只剩90斤的躯体。此后，我从未在外面逗留到天黑，我记住了那鞋掌抽在脸上的疼痛，更记住了姐姐那晚恨铁不成钢的教训。那是姐姐第一次用鞋掌狠狠地打我，也是最后一次。

    我生命的前十年，是在一个破旧潮湿的老屋里度过的，父亲就是在那个老屋子里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同样是那年，父母卖了一大块自留地得了笔小钱，又东拼西凑地攒了一笔钱，开始造房子。为了省钱，他们只顾了两个泥水匠，拌沙、采购、做饭等等都是父母一手操办的。放学后，姐姐直奔工地，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时是去街上买菜，有时给大师傅送水递毛巾，更多的时候从离家二十米远的明堂里捧着十多块砖头费力地爬上梯子，一块一块地把砖头送到砌砖的大师傅手里。

    夜幕降临，乡下人睡得早，月光柔和地照着那垒得越来越高的墙，希望在一点点地升腾着。我们一家人每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往两里以外的破出租屋走去，还有那只叫做“小花”的狗，摇着尾巴、晃着脑袋跟在我们的身后。晚上我们挤在出租屋只有一米五宽的床上兴奋地聊着新房子、聊某个师傅偷懒不肯干活、聊着聊着就呼呼大睡过去了。新房子奇迹般的在一个月之后就建好了，我和姐姐睡在了朝南的一个小房间里，从此告别了和父母挤一张床的尴尬，我们开心得像两只小老鼠，房间虽小却一天看三回都是看不厌的。我们摆脱了父母的唠叨，为庆祝我们的“重生”，我和姐姐闹到大半夜还不肯睡去。有时候她会讲他们班里的某个同学、某个老师，有时候会唱歌，我特别喜欢姐姐甜美的歌声，像是雪地里那燃烧着的炭火，暖暖的、柔柔的。冬天我们会抢被子，总有倒霉的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踢到床下，夏天我们摔坏过刚买的电扇，还用蚊香在蚊帐上烧了一个大洞，这些种种“罪行”总逃不过父母的眼睛，每次都会被臭骂一顿。只是那时我和姐姐并不知道，两层的小楼房建成后我家负债累累，将近一万元的债务如天文数字，像座大山一样压垮了父母。直到姐姐辍学打工，债务才算还清。

    14岁那年，第一次来例假。我紧紧地提着裤子，怕裤子一不小心就会从腰际滑下来，害怕全世界的人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姑娘来例假了。每个女孩都是从这样的青春期走过的。那段时间我的种种不正常，引起姐姐特别的重视。在农村，接受生理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假和遗精更不可以放在桌面上正儿八经谈的，只能在某个私密的小角落用不正经的语气。有姐姐真的很幸福，她会掏心窝子地告诉你，例假期间不可以洗澡，不可以做剧烈运动，不用担心害怕，这是女孩长大的标志，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开心，而不是羞耻。那天，姐姐拿出藏在墙角的布满灰尘的易拉罐，里面有几十个一毛、五毛的银币，姐姐抓了一大把，骑着自行车，带我去了小镇唯一的小超市，她利索地拿起一包卫生棉，又在巧克力的货架前不断徘徊犹豫着，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最后一咬牙，拿起最便宜的巧克力径直走向收银台。我掰了半块巧克力给姐姐，她仰着头，望着小镇的蓝天白云，冷冷地说了一句，“我才不爱吃巧克力，又苦又涩。”说完便甩着长发蹬着自行车潇洒地走了。我握着巧克力，像小时候吃药一样，捏着鼻子，痛苦地咀嚼着，其实巧克力并没有姐姐说得那么难吃。姐姐并不是不爱吃巧克力，只是她希望巧克力能缓解我来初潮时的种种不适。后来，我踏上社会，有了养活自己的能力，巧克力不再是例假的奢侈品，无论是便宜的还是昂贵的巧克力，我再也吃不出当年两块四毛购得的巧克力的味道了。

三

    姐姐初中毕业以后，去了七里地以外一个叫做“王市”的小村庄打工。暑假，姐姐骑着自行车、带着我，顶着毒辣辣的阳光去她所在的小作坊剪线头。在猫屎、老鼠屎以及机油味夹杂的小平房里，我眯着眼、猫着腰，像一个劳改犯一样，终日垂着头，用暗红色的“张小泉”牌子的剪刀机械地剪细密的线头。眼睛生疼或直不起腰来时，我就会偷偷张望离我十米以外、坐在缝纫机前的姐姐。她的脚每踩一次缝纫机踏板，小作坊狭小的空间里就会响起一声长长的、沉闷的声音，像是躺在冰天雪地里那即将冻死的落难者绝望、悲怆的嘶吼声，令人烦躁不堪。忙碌和劳累侵袭着她的身体，被咸咸的汗液浸湿了的廉价衣服，紧紧地贴在姐姐消瘦的后背，每天午后她都像从水里捞上来一般，汗水勾勒出一个十五岁少女特有的青涩。

    为了省钱，我和姐姐俩从不下馆子，每天不顾酷暑回家吃饭，每天将近来回跑三十里地。有一次，在拐角处，我们和一个载着猪食、骑着三轮车的妇女迎面撞上，我和姐姐被压在三轮车下，那妇女却毫发无损，只是从饭店里收来的那些猪食大部分都已倾倒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往地下淌，密密麻麻的苍蝇肆无忌惮在猪食上方盘旋，从空气中飘过来的酸臭味以及苍蝇的“嗡嗡”作响声让人无比作呕。妇女从三轮车车座上爬下来，用她的大嗓门破口大骂，她一手抓着我的衣襟，一手抓着姐姐死死不放，要我们赔她的猪食，周围聚拢了十多个爱看热闹的村民。

    农村就是这样，即使是细微的风吹草动，周围都会聚集起一大帮人。姐姐带着哭腔求她：“阿姨，我们是出来打工的，身上真的没什么钱。”我们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只找到十块六毛钱。人心都是肉做的，或许是我和姐姐那张稚嫩的脸让她动了恻隐之心，她粗鲁地夺过钱数了几遍，不耐烦地说，“今天算我倒霉，碰到你们这两个孩子，算了算了。”

    夕阳下，瘦弱的姐姐把着歪了头的自行车，一瘸一拐地沿着乡村的田埂路艰难地行进，一路上我们不再像往常那样，欣赏稻田高高低低的禾苗，不再学母山羊“咩咩”的叫声，不再数路上那臭气熏天的一堆堆牛粪，也不再用那沿路的狗尾巴草做戒指。跟在她身后一言不发的我，看着夕阳下前面那个瘦小而又隐忍的背影，仿佛胸口被千斤重的大石头压住了，无论如何挣扎也无力摆脱，甚至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回家后，我们很有默契地对母亲说自行车翻下了田埂路，身上的伤痕是摔的。母亲骂我们怎么这么不小心，一边又急匆匆去医院买红药水。

    那年的暑假特别漫长，离开学只有一个星期时我离开了小作坊，老板给了我两百块钱算作工钱。虽然很少，可对于一个自小就忍受着贫困、没有零花钱的农村孩子，已经是笔巨款，我可以在新学期来临前买一身新衣服，给新书买个封套，再买个漂亮的铅笔盒或买几串香喷喷的羊肉串，我握着两百块钱，像是握住了生命所有的期盼。此后，姐姐便独自一人骑着那破自行车上下班，坐在学校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我经常想起那个分不清白天黑夜、异常闷热的小平房，想起她那受伤的左脚踩踏板时的疼痛，以及她在机器前像煮熟的虾般弓着的背……我不止一次告诉自己，好好念书！

    初三那年，我迷上文学。我为琼瑶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感到揪心，因为小说中一个骗取读者眼泪的桥段而悲戚。那时狂妄，凭着几次语文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对我作文的夸奖，竟自负地认定自己就是下一个郭敬明、韩寒或张悦然。我开始在摘抄笔记的本子上偷偷写蹩脚的言情小说，每写一节就有同学会抢着阅读，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当我坐在中考的考场上，拿到卷子时，居然还在编织如童话般的言情小说。分数出来以后，离名牌高中的分数线自是相差甚远。我没有再继续学业，那时父亲身体早已不容乐观，再也干不得重活，连被父亲视作命般重要的田也荒芜了。

    辍学后，我跟着姐姐去了邻县的一家小厂打工。打工之后，我和姐姐的关系似乎大不如前。每天听着那些衣衫褴褛的妇女讲低俗下流的笑话，踩着沉重、永远停不下来的缝纫机，望着忙得昏天暗地的小作坊，我的心情低落到极点，我的脾气也坏了不少，且变得孤僻怪异。我始终认为自己和车间女工是不一样的，自己是大材小用。

    某天下班后，我到附近的工地里投砖头，猫着腰躲过探照灯，把两块投来的红砖叠在一起，垫一本杂志，掀掉床上发黄的劣质棉被，不顾身体的疲乏和劳累，在集体宿舍的吵闹声中看书、爬格子。只有在书里，我才能让我看到希望和光亮；只有文学，我才感觉到自己是个人，而不是没有思想的猫、狗、动物。到晚上十二点熄灯，我又用手机屏幕微弱的亮光照着书，一字一句认真地看，我的眼睛就是在那个时候近视的。偶尔厂里放假，同事们便会一起去商场购物，或去网吧、溜冰场放松。十次总有八九次我是不去的，书里的世界比他们纷繁吵闹的商场网吧有意思多了。一起上班的女工们有意无意地开始孤立我这个“文化人”，也开始孤立姐姐，他们在姐姐面前从不称呼我的名字，怪腔怪调带着嘲讽意味地说：“你——那——作家——妹妹……”然后掩着嘴匆匆跑开。

    姐姐终于忍不住，有一次下班，她端着一盆刚洗好的衣服催着我去厂房的阳台上晾干。我嘴里答应着，眼睛却盯着盗版的《红楼梦》一动不动。姐姐用冷冷的目光打量着我，衣服上的水滴渐渐打湿了宿舍的破地砖，也凉了姐姐对我最后的希望。半晌过后，她跑到我面前，一把夺过我手中的书，咬牙切齿地摔在那不结实的铁架床上，好像那书是让我走火入魔的巫术，她开始大声数落我：“谁让你以前不好好珍惜读书的机会，你现在知道用功看书了吗？你是出来打工赚钱的，不是来看闲书请你当大作家来的。你醒醒吧，你只有初中毕业，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凭什么成为作家？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暗地里笑话你？”姐姐怒发冲冠，脸涨得通红，我仿佛又看到多年以前在街角曾经那个紧紧握着凉鞋的她。

    我没有妥协，心疼地抱起书不断擦拭着，两个人就这样对峙，剑拔弩张，整座宿舍楼都充满了战斗的硝烟味。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最后不了了之。睡觉的时候我背对着她，她也背对着我，半个月没有说一句话。

    两个月后，我的处女作在一家省级杂志发表。那是个五一节，姐姐回家看生病的父亲，而我则依然留在厂里，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地加班。我给她发了个短信：“姐，我收到了处女作的样刊。”就这么短短一句话，没有夹杂欣喜、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我用极其冷静的方式，第一时间告诉她我的喜讯。两分钟后，我接到她的电话，本以为她会劈头盖脸臭骂我不现实，但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电话那头的她显得很兴奋，甚至比我还激动。此后，她再也没有阻止我看书写作，而且成了我第一个读者。在异乡艰难枯燥的打工生活，是梦想支撑我走过最晦涩的光阴。但梦想都是虚无缥缈，是姐姐的鼓励，让我有勇气面对工友异样的眼光，以及多得数不清的石沉大海。

四

    姐姐其实并没那么坚强，只是她把所有的心酸并着泪水一起吞进了肚子。

    2013年农历最后一天，姐姐从县城赶末班车回家吃团圆饭，她手里紧紧握着一年积攒下来的两万多块钱，一遍又一遍数着，窗外雪花纷飞，那纯白早已掩盖了大地本来的面目，积雪上还覆盖着零零星星红色的鞭炮纸。此时的南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温情，北风呼啸地吹过房顶，吹过一年逝去的365天，过年新贴上去的春联被吹得噼里啪啦作响，满目苍凉。天很阴冷，冷得好像春天离我们还有十万八千里，似乎再也看不见阳光，看不见温暖。

    过年了，终于过年了。门外谢年鞭炮的繁杂声又准时响起。姐姐突然开始抽泣，双肩剧烈地抖动。她不断地重复一句话：“过完年便是23了。”是啊，从15岁到23岁，姐姐在流水线上待了两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对于老年人来说，七年不过是一眨眼的事儿，而对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七年却是生命的三分之一了。姐姐哭了，似乎是在用眼泪悼念她的青春，悼念本该年轻人应有的无忧无虑。

    姐姐不止哭过一次，每次想起她在流水线上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机械般的生活时，她都偷偷地哭泣。2013年年初，我离开老家去了杭州打工，她则去了一家没有任何招牌的小包子铺上班。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做包子、做馒头、做花卷、煮稀饭、磨豆浆，她不止一次地调侃自己，起得比鸡起得还早，睡得比狗还少。有一次，我在姐姐的包子铺里，看见他们老板挺着啤酒肚、穿戴整洁，站在柜台边上，用镶着金牙的嘴对着员工口吐飞沫，“你们这几个笨蛋，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简直就是一群猪。我白养活你们了……”姐姐和几个员工一声不吭埋着头，继续揉着他们手头上的面，没有愤怒，没有表情，就这样麻木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悄悄地退出小店，七月的阳光很刺眼，一睁开眼睛，泪水便从眼眶溢出，一发不可收拾。我用手扶着墙，紧紧捂着疼得撕心裂肺的胸口，有一声没一声地哭着，我像是受了极大的屈辱，似乎老板骂的不是姐姐，而是我。那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何谓手足，我还记得张爱玲在她的文章里写过，她的继母给弟弟一个响亮的巴掌，弟弟倒是不在乎，可坐在旁边张爱玲却哭了。

    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去包子铺看姐姐。每次她都会从附近的小超市给我买一大堆零食，鸡腿、葵花籽、香肠、饼干等等。得知我读了成人学校，她比谁都高兴，她总会说，“好好读书，虽是成人学校，但好歹也是大学文凭，姐姐不是读书的料，我真后悔，初中时没能让你继续读高中，以后家里就看你的了，我不奢望能够在城市落地生根，或许姐这辈子就这样了，好好写作，以后成了大作家，别忘了分一点钱给姐，让姐也过过好日子。”多朴实的语言，这像是一个二十多岁姑娘说的话吗？这分明是经历了世事无数洗礼的老人才有语气啊！

    姐姐已经二十八岁了，近年来说媒的人络绎不绝。农村的媒婆无外乎两种，一种是胖胖的大个子，另一种则截然相反，像圆规一样的细胳膊细腿，无论是哪种，都有能把人夸上天的本事。还记得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生活背景以及经历和姐姐如出一辙，只是她嫁了一个终日喝酒、赌博的男人。当然，这也是可恨的媒婆介绍的，那个男人毁了她一生的幸福。婚后，他不思进取，成天和赌场上的狐朋狗友厮混，输钱的时候时不时拿她出气，她咬着牙，带着女儿毅然决然地和那个男人离了婚，离婚后她回了娘家，把孩子给了母亲带着，只身一人去了常熟的服装厂打工，每年她都把大半钱交给父母存着，好让她唯一的弟弟能在城市里早日安家娶亲，三十出头的她看上去竟有四十岁，她说她再不敢奢望能找到好的男人了，也不想再走进婚姻的围城，终老一身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而我的表姐，比我姐姐大一岁，读过中专，想法自然要比逆来顺受的姐姐多，然而现在这个大学生大把大把的年代，中专生又算得了什么呢？她和姐姐一样，怎么逃都没有逃出乡村的命运。她在我和姐姐面前说过她讨厌相亲，讨厌媒婆，讨厌没有感情基础、平平淡淡的婚姻，在流水线上，她认识了一个云南男孩，不顾父母反对和他私奔了。两年后，她抱着一个孩子重新回家，只是说要爱她一生一世的男孩已不见踪影。她似乎不再倔强，她说等孩子过了周年就和媒婆撮合过的那个男人结婚。

    父母害怕姐姐会走远房亲戚以及表姐的老路，对姐姐看得牢牢的，对我也是如此，反复地唠叨我和姐姐不要随随便便找男朋友，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他们说要替姐姐物色个老实本分的泥水匠或者乡村木匠，不需要什么大本事，但得有一技之长，能养活老婆孩子。我大体可以猜测出姐姐的生活，过了三十，拖到拖不下去的年纪，匆匆结婚，接着生一两个孩子，待把他们拉扯成人，再帮儿女带孙子，等孙子孙女长大，她也就完成了作为一个女人的“使命”。可这时候的她早已老了，像那紧绷着发条运作的缝纫机，终有一天要从流水线上淘汰下来。

    这，或许就是那个年代乡村女孩最后的归宿吧！但我依旧由衷地祝福我的姐姐，未来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