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天的午后，知了在大树上没完没了地叫着。最后一趟进山的车泊在铁路桥下的隧道内躲阴凉。车内又闷又热，篮子、担子、农药、化肥塞满了过道。借着隧道内的一缕穿堂风，司机歪在驾驶座上呼呼大睡。日头偏西，早上出门卖菜的，采购的，探亲访友的陆续回程，一个个热得汗流浃背。

   “哎，我说强司机，你这车到底开还是不开啊？大热的天蒸包子呀！”卖菜的大爷赶着回家，心急如焚。

   司机半闭着眼，懒洋洋地打着盹。

   人们撩起衣襟，摇起草帽扇风。有人将嘴里的旱烟吧嗒吸上一口， 又狠狠地吐出一口烟圈。

   牢骚归牢骚，谁也没有起身。进山的车只此一趟，早上六点半准时自山里发车，下午两点或三点不定时从城里回返。那优哉游哉的强司机不动，这满车的人与货都休想回家。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强司机终于从瞌睡中醒来。他放下跷了一天的二郎腿，跳下车。只见一个不高不矮的年轻小伙子背着一个硕大的双肩包，双手拎满大袋小袋，急急忙忙地跑来。

   满车的乘客像是盼来了救星，齐刷刷地伸出脑袋喊：“哎呀，胡老师， 你怎么又晚点了？快来，就等你一个了。” 

   强司机目中精光大盛，几步跨上前去，接过年轻人手里的大袋小袋， 一股脑儿塞到前头引擎盖上，关上门，吆喝一声：“坐好了，走嘞！” 

   小伙子顺势就倚坐在那一大堆化肥粮食之上，一边擦汗，一边忙不迭地打招呼。

   “五大爷好！” 

   “山哥好！”

   “菊婶好！” 

   “龙叔这是又换了个新炉子啊。” 

   山尖岭，岭尖尖，这山上山下来来回回都是几个熟人，几天不见，分外亲热。

   “胡老师，今日又替谁取了这么多包裹呀？”

   “胡老师，我家娃改天回山里来读书算了，就交给你了。” 

   “胡老师，明天到我家去吃饭，给你介绍个好对象。” 

   车子热热闹闹地出了城，沿着河边行驶了二十来分钟，又摇摇晃晃地拐上了进山的路，喘着粗气朝着大山进发。

   车至杏花岭，蜿蜒盘旋的山路如树藤般叉开：左边的机耕路陡直朝山上走，消失在高高的山岭之中；右边的山道斜斜往上，拐入一片村落。司机阿强是右村人，再走个几里就到终点站了。到了杏花岭，车子靠边一停， 乘客哗啦啦地下了一大半。

   胡波也在杏花岭下。他拎起大包小袋， 走到村公所的廊下，那里停放着一辆五成新的摩托车，几天不摸，上面覆满灰尘与枯叶。

   这正是胡波的座驾。他将大包小包东西绑在后座，脚踏板上也搁得满满当当，油门一踩，朝着暮色大山进发。

   胡波的目的地在十五公里以外的山尖岭上。山尖岭上有座山尖小学，学校矗立在高高的山脊上，一栋三层旧楼空旷而又萧瑟。偌大的校园里只有八个学生、两个老师。胡波是唯一的正式老师，另一名女老师叫潘巧兰，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兼幼师。当然，在胡波未来之前，八个孩子不论年纪大小都归她管。潘巧兰四十来岁，操一口正宗的山里土话， 只会教简单的汉字和加减乘除，平时一上完课就回家侍弄庄稼去了。胡波一人身兼数职， 一至六年级的语数外、音体美，他一个人几乎全包了。山里孩子大都随父母进城去了， 留下的适龄儿童仅有八个，恰似一根藤上八朵花。孩子们也不分年级，胡波把他们都集中在一个教室上课，潘巧兰上完他接着上， 从一年级一直上到六年级。最小的梁二妮与廖民强才刚满七岁，最大的马大艳十三岁了， 大家谁也甭笑话谁，一律跟着胡老师从头开始学。听得懂的就听，听不懂就趴在那画画， 画外出打工的爸爸妈妈，画哥哥姐姐，也画讲台上的胡老师。胡老师矮壮，笑呵呵的， 站在那就像野地里的一棵树。什么树？苦楝树。学校外面的苦楝树上栖着一群鸦，树下缠着一根藤，藤上开着几朵粉紫粉紫的喇叭花，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正好八朵花。

   胡波骑着那辆除了喇叭不响什么都响的二手摩托，突突地行驶在山道上。山路崎岖， 摩托车如牛喘着粗气艰难爬行。

   山路十八弯，拐过一道弯又是一道弯， 渐渐地，道旁开始涌现一树树葡萄藤。漫山遍野的绿荫架下，星星点点地掩映着一幢幢房屋。天高四野，摩托车驶到最高处停了下来。高高的山巅上坐落着一幢老旧的三层校舍，房顶上飘扬着一面鲜红的旗帜，那便是山田镇境内海拔最高的山尖小学。远远望去， 房子像是耸立在天底下，红旗飘上了天。

   摩托车驶至学校门口，早就有人围拢来。

   胡波停好车子，解开捆在后头的大包小裹。两个快递包裹是巴山叔家的，五包盐是民强奶奶的，五斤挂面是二妮奶奶的。

   胡波一一分发着山里人家平常日子里的希望与喜悦，最后还剩下一瓶活络油，几块膏药和一捆挂面无人认领。

   “五子奶奶生病了，爬不了坡，走不动道。”旁边有人忙向他汇报。

   “那我给送过去吧。”胡波提起东西就往山梁那边走。与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五子的父母外出打工，平时家里只有年迈的奶奶，若是奶奶病倒了，又得旷课。

   刚才那个叽叽喳喳的“小八哥”名叫廖红竹。红竹在前头领路，穿林过叶，不一会儿就到了五子家。还好，五子奶奶并无大碍， 只是腰腿疼痛的老毛病又犯了，幸而胡波捎药及时，五子奶奶贴上膏药，揉擦了一阵药油， 又颤颤巍巍地起床做事了。

   胡波婉拒了五子奶奶千恩万谢的挽留， 赶在断黑之前又回到了学校。忙活半天，还没来得及进门，他心里头挂念那几只母鸡和两只羊，出门几天，也不知道潘姐有没有按时投食。潘巧兰是村里唯一有些文化的女人。早些年，山里还乌泱泱的遍地是孩子，学校里也乌泱泱的遍地是学生，她便被聘为民办教师了。最红火的时候，山尖小学也曾有过一百多个学生，附近山坳坳里的孩子都来这里上学。蓊郁的山林里，蜿蜒盘旋的山间小道上，上学的孩子蚱蜢一样一串一串的。现在人都哪去了？进城的进城，务工的务工， 外出求学的求学，渐渐地离了大山就不再回来。山上的房子空了，地也荒了，剩下的孩子也越来越少。一个偌大的山尖小学，竟只剩两个老师、八个娃。

   胡波是隔壁县的，中师毕业后分到山田镇学区。学区领导说了，年轻人就该锻炼锻炼， 而这又偏又远的山尖小学最适合锻炼人了。

   起初，胡波也很委屈，山田镇一百多号老师，为啥就轮到他上山尖岭呢？不过，校长说了，先锻炼锻炼，老支书也说了，待个三年两年锻炼锻炼再往下调。三年里，在胡波的努力下，八个孩子总算一个没掉队，不仅如此，学校还多出八只鸡和两只羊来。

   八只鸡是这样来的。有两个学生家长为了表示感谢，硬要抓只鸡给他。山里也没啥好东西，一只老母鸡已经算是非常隆重的礼物了。胡波当然婉谢了，结果没过两天，学校后院就平白无故多了两只老母鸡。没办法， 胡波只好扒些剩饭剩菜先养着。有一就有二， 三年过去了，这些无主之鸡竟然达到了八只。剩饭养不活了，胡波只好每日割些青草回来喂鸡。鸡下蛋了，扯些地菜一锅煮熟，孩子们吃，他也吃。

   至于那两只羊，一只是廖红竹家的，一只是廖民强家的。这俩孩子除了上学还得帮家里放羊，放着放着就赶到学校来了。胡波反正要割草喂鸡，索性也顺道帮孩子们把羊喂了，等到放假再叫孩子们牵回去。大人们也心大，家里少了两只羊也无人理会，后来知道在胡老师那儿，也就放心了。一个学期下来，喂养牲畜就成了胡波的编外任务。上课的时候孩子们读书，那两只羊也在教室外咩咩叫，仿佛在发表高见。

   实际上，胡波的编外任务还远不止这些， 他担着的事情多着呢！他不但兼着村里的义务快递员，更是代购员，还兼羊倌，鸡司令。不管怎么样，只要孩子们好了，胡波也不介意， 乡邻们更是乐见其成。

   忙完这些，暮色渐已四合。胡波这才有空给自己烧壶水沏壶茶，然后拿出心爱的二胡，坐在寂静的夜空下拉起了胡琴。琴声如泣如诉，就连苦楝树上的夜鸟儿也忘了啼啭。琴声悠悠，情思悠悠，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除了风，谁也不知道。

   早上八点，学校里的钟准时敲响。早些时候学校有个电铃，坏了后，村里人便找了口破钟挂在廊下，替代电铃。钟声一响，八个睡眼惺忪的孩子便从各个角落里急急忙忙地冲出来，后面还跟着自家的猫狗。

   这时，山坳里家家户户都升起了袅袅炊烟。又过了半个时辰，校门口才急急火火跑来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只见她一手拿着红薯干，一手拿着书，一路小跑进了教室。这一节正是她的一年级语文课，尽管一年级的孩子只有两个，但一个也不能落下。

   课间休息时，潘巧兰跑到正在刻印试卷的胡波面前，大大咧咧地说：“小胡老师， 今天下午跟我到杏花岭吃饭去，要收拾得齐整一些。哎呀，瞧瞧你满身净是油墨，待会记得换身像样的衣服。”

   胡波早已习惯了潘巧兰的咋咋呼呼，头也不抬地问：“有啥好事？潘姐。” 

   潘巧兰神神秘秘地四下一瞥，生怕有人偷听。实际上，这荒山野岭的，谁来偷听呢。

   潘巧兰放低音量，附在胡波耳边说：“天大的好事，杏花岭村村支书梁裕昌的女儿看上你了。那姑娘你还记得不？杏花岭村委会门前的白果树下有个欣欣代销店，里面坐着的大姑娘就是她，名字叫梁欣宁，人长得白白净净，个子有一米六几。人家姑娘看上你了， 托人漏了口风给我。人家姑娘都有那个意思， 咱还等什么？今天下午就相亲去。” 

   怪不得，一大早，苦楝树上的喜鹊就喳喳叫，原来是好事临门了。

   胡波今年二十七岁，若是在老家，像他这般大的小伙子，娃都能打酱油了。胡波的母亲早逝，老实巴交的父亲一个人也管不了这么多。眼看着他都到山尖小学教书好几年了，红鸾星一点不动，山下中心学校的那些年轻姑娘也没能看上他。

   红日偏西，胡波换了身半新不旧的西装， 骑上他那辆二手摩托车，载着潘巧兰就往山下赶。

   不知是谁走漏了口风，杏花岭村村委会前的大白果树下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不过， 山里人从来没有秘密，大家都知道了今天山上的小胡老师要下来相亲，早早地候在这儿， 等着看热闹吃喜糖呢。

   女方的父亲曾做过几年支书，在村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人家。屋子里收拾得干净亮堂， 这姑娘也打扮得体面，皮肤白皙，身量适中， 未语先笑。胡波不禁心生欢喜，原本以为这只是一趟不抱多大希望的相亲之旅，没料到会遇到这样一个好姑娘，一户好人家。这倒让他有点懊悔，平日里常打杏花岭过，偶尔也会停车买点东西，却从来没有留意到这里还藏着一朵解语花，真后悔没有早些认识。

   既然是相亲，梁家便客客气气地准备了好吃好喝的，特地邀请了族里的长辈，一大桌人热热闹闹地上了席。

   按说这相亲理应男方邀请女方上门去相看，相中没相中由男方好吃好喝地款待一餐。若是相中了，当即封红包给见面礼，约定过些日子再行茶礼，订婚礼，最后举行结婚仪式。胡波家在外地，没有长辈在身边。梁家也不计较这么多，相亲宴反倒比别人家更隆重， 这让胡波大为感动。梁家上下对眼前这个憨厚的小伙子很是满意，依照女方家的意思， 梁家只有两个女儿，女婿就是儿子。尤其是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欢喜，恨不得立刻就让一对小儿女成亲，来年就抱个大胖孙子。梁家父亲毕竟是一家之主，稳重一些。酒过三巡，梁父便提点胡波：“年纪轻轻的这样窝到山上也不是办法，年轻人要多考虑前途， 多考虑家庭。成家立业，先成家后立业。下学期找领导说说，争取调到镇中心学校，到时候在镇上置套房子安个家，也不用跑来跑去了。” 

   话虽糙，理却不糙，从老支书嘴里吐出来的几句话，说得轻，落得重。胡波面有难色，只能呵呵赔笑。想想看，镇中心学校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进去，哪轮到无门无路的他。再想想看，他刚刚参加工作几年，哪置得起房子。最关键的是，他若是拍拍屁股走了，山上那几个孩子怎么办。从山上到最近的杏花岭小学也有二三十里路，他若是走了， 潘巧兰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的人怎么教这些孩子呢。

   胡波心里有些沉重，面上却一直在笑。潘巧兰见势不妙，打着哈哈拿话把这一茬给岔过去。

   鸦雀低飞，暮云四起的时候，这顿热闹的晚宴结束了。梁家人除了梁父对胡波有些微词外，其余都比较满意。大伙在酒桌上聊来聊去，梁欣宁和母亲就在灶边忙上忙下， 每上一道菜，她便含情脉脉地瞧胡波一眼。

   三杯酒一下肚，胡波胆子也大了起来，竟然大胆地对上那双漂亮的桃花眼，直盯得人家姑娘满面红霞飞。

   梁家人爱热闹，也重情义，吃过晚饭说什么也要留胡波住一晚。奈何潘巧兰一定要赶回去，连带得胡波也只能先行告辞。

   出了门，那些看热闹的人还未散去，正在白果树下评头论足，唾沫横飞。见胡波和潘巧兰出来了，大家一窝蜂地围上来，看样子不发糖是走不动道了。

   胡波只好掉转头回去，吩咐梁欣宁称了两斤糖果。趁着大伙抢糖吃的空隙，胡波笑吟吟地望着满脸红云的梁欣宁，忽然想起糖还没给钱，于是一摸口袋，刚好有张百元的大钞，便掏出来付账。

   梁欣宁却不接，嘴上娇嗔道：“你跟我客气啥！” 

   一会儿工夫，两斤糖果被一抢而空，大人和小孩人人心满意足。胡波和潘巧兰也踏上了暮色归途，走出去老远，从反光镜内还看到梁欣宁依依不舍地站在路边目送他们离开。

   天越来越黑，瓦青色的夜空越来越低， 低到触手可及。夜鸟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 山中气温低，夜凉如水。胡波载着潘巧兰回到黑魆魆的校门口时，借着点点星光，看见一个孩子倚在门口张望。

   潘巧兰眼尖，一眼就认出了是六年级的马大艳。马大艳是个老实内向的孩子，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平日里就她和七十多岁的奶奶一起住。奶奶年纪大了，家里砍柴挑水喂猪煮饭，大大小小的活儿她都得帮着干。一般情况下，这个点了哪会有空跑到学校来玩耍？

   “马大艳，这么晚了，你怎么不回家， 还在这里守着？”潘巧兰问。

   那丫头见潘巧兰走来，又看看胡波，欲言又止。突然站起身，撒丫子就跑。潘巧兰急着要回家，胡波惦念着那八只鸡和两只羊， 谁也没有去细究，隔天就把这件小事给忘到了脑后。

   没过两天，胡波正在学校附近割草，忽然听到一阵喧哗声。紧接着，五子和廖红竹等几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跑过来，站在土墈上大喊：“胡——老——师，你女朋友来了！” 

   胡波一激动，手中的镰刀差点割到手。他也顾不上割草了，慌里慌张地爬上墈来， 拍拍身上的泥土，随着孩子们跑过去一看， 梁欣宁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笑吟吟地站在大树下等他，胡波心里乐开了花。这是第二次有女孩子来看他。第一个来到这里的女孩是他的初恋女友，师范的同学。刚上山的那年， 女孩千里迢迢地寻过来，看了一眼简陋的学校和贫瘠的荒野大山后，黯然离去。时隔几年， 终于又有女孩上山了。手忙脚乱之余，胡波还有些不敢相信。他又是拖凳子又是找茶杯倒水，浑然忘了去接梁欣宁手中的大包小包， 更不敢去看她的眼睛。

   梁欣宁将东西放下，一样一样地往外捡。

   “这是我妈做的麦芽粑粑，又甜又糯， 可好吃了。” 

   “这是我奶奶腌的咸鸭蛋。” 

   “这是坛子里的粉蒸肉、干豆腐、剁辣椒、刀豆、萝卜条。” 

   都说丈母娘疼女婿，这话一点儿也不假。这还没成亲，恨不得把好吃的全搬上山来。

   胡波晕乎乎地站在那，也不知该先接哪样好。未来岳母娘的热情让他想起了已逝多年的母亲，母亲若还在，应该更挂念自己吧。

   梁欣宁把好吃的一样一样摊在那，门口扒着的几个孩子也眼巴巴地张望着。

   “我们有师娘了！”不知是谁带头，孩子们欢呼着。

   从进门到现在，胡波一直在笑，笑得腮帮子都发酸了，也不知该做什么。梁欣宁倒是落落大方，她从袋子里掏出一把大白兔奶糖，走到门口，笑眯眯地分给孩子们。几个小不点欢欢喜喜地接过糖，唯有一个高个子的女孩略显局促，不自在地接过了糖，转身就跑了。

   梁欣宁愣怔在那儿，有点不明就里。胡波赶紧过来打圆场：“这孩子心思重，最近也不知怎么了，有些不对劲，回头我去她家里了解一下，你不要介意。” 

   梁欣宁当然不会和一个孩子介意，他们俩说悄悄话还来不及呢。两个人说着说着就扯到别的话题上去，把这一茬给忘了。胡波献宝似的领着她去参观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又去看他养着的八只鸡和两只羊。回过头来， 两人窝在后院的廊下亲亲热热地生火做饭。

   梁欣宁虽然是个农家姑娘，但家境不错， 从小也是父母的心头肉，对于做菜是一窍不通，反倒是独立生活惯了的胡波又是洗又是切，包揽了所有的活儿，一会儿工夫就变出四个色香味俱全的小菜来。

   入夜，四野一片阒寂，偌大的学校除了他们俩外空无一人。二人早早地吃过了饭， 搬出两条椅子，坐在空旷的庭院里纳凉。胡波微闭着眼，全身心投入地拉起了二胡。梁欣宁痴痴地望着他，陶醉在琴声与月色里。不知不觉，月已西移。胡波站起来说：“不早了，你歇着吧。”说着，他向潘巧兰的办公室走去，想在潘巧兰的宿舍将就一晚。

   胡波的房间在东，潘巧兰的房间在西。走到楼道口，该分手了。胡波定了定神，竭力抑制住心跳，背后却忽然伸出一只手来扯住了他。两个年轻人在月光的见证下依偎在一起。此刻，无须过多言语。

   第二天早上，潘巧兰来上课。胡波红着脸说：“姐，梁欣宁来了，昨晚我在你房间借住了一宿。” 

   细心的潘巧兰看着二人相互看对方的神情暗自偷笑，她这个媒人算是成事了！想到这，她不禁扑哧一笑，怪不得今天苦楝树上的喜鹊一直喳喳叫，看来是好事已成。

   潘巧兰默默数着日子，等着胡波和梁欣宁主动来和她商量婚事。可还没来得及筹办， 学校里却出事了——马大艳离家出走了。

   那天，胡波照例早早地起床，吃过简单的早餐后，又在操场上跑了几圈，接着侍弄鸡和羊，待收拾停当，正准备上课，却发现班上似乎少了一个人。他又数了一遍，还是少一个。廖红竹、廖五子、廖民强、梁二妮…… 数来数去，少的那个不是别人，正是六年级的马大艳。

   马大艳下学期就该小升初了，山尖小学没有初中部，孩子们读初中还要去几十里外的镇上。若没有猜错，这姑娘即将面临辍学的危机。即便这样，好歹也要把这一学期给读完呀。胡波决定放学后去马大艳家家访。

   下午三点半，孩子们早早地放学了。胡波收拾收拾，又给鸡和羊添了点草，背上一个小挎包就出发了。

   刚出大门没几步，只见上山的机耕小道上急匆匆地走来一行人。为首的是山尖村支部书记梁裕林，后头跟着心事重重的潘巧兰， 再后面是走得气喘吁吁的大艳奶奶，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

   胡波诧异地迎了上去问：“潘姐，出了什么事？” 

   “胡老师，俺家大艳早上留下一张纸条， 离家了，说是找我那儿子儿媳去，可是这孩子也不知道地址啊……”胡波一边扶着大艳奶奶，唯恐她情绪激动摔倒，一边疑惑地望向一脸无奈的潘巧兰。

   等安顿好老人家，胡波从潘巧兰的嘴里大概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今天一早， 大艳奶奶在家里的小餐桌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奶奶，我想去城里找爸爸妈妈，不要担心我。

   看完纸条，胡波眉头紧皱。这段时间， 关于马大艳小升初的事他是最了解的。大艳奶奶的意思是，马大艳已经十三岁了，也读了这么多年书，识字明理不在话下，至于上初中完全没必要；而马大艳的父母则表示， 孩子必须上初中，只要孩子愿意学，以后还要上高中，考大学，毕竟知识能改变命运。夫妻俩外出打工努力赚钱就是为了让孩子能接受高等教育，将来有出息。由于马大艳的父母常年在外，因此劝说老人家转变思想的担子就落到了胡波身上。而马大艳自己，非常愿意上学，且学习成绩也不错，胡波便隔三岔五地到马大艳家与大艳奶奶谈心，想潜移默化地改变奶奶顽固的思维，眼看颇有成效，这节骨眼上，这孩子为啥闹这一出，实在让人费解。

   大家正猜测马大艳为何突然离家出走的时候，她父母风尘仆仆地回到村子，一脸焦急地打探情况，得知女儿已经离家一天了， 大艳妈情绪激动地说：“娘，孩子爱学习就让她读书嘛，我跟她爸也供得起！我知道家里农活重，我们都商量好了，一到农忙时就轮流请假回来，人家老板都答应了的。”

   “我知道，我知道，人家胡老师早就给我老婆子说过了，我也没拦着娃娃继续读初中啊，我还给她准备新书包呢！”大艳奶奶的语气里略带委屈和哽咽。

   正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之时，一声“胡老师”打断了众人。大家回头一看，正是梁欣宁领着头发凌乱的马大艳站在门口。马大艳的眼神里虽然有着与这个年纪不符的深沉与忧郁，但此刻眼睛里却闪着亮晶晶的光， 乖巧地站在梁欣宁身侧。

   原来，马大艳还没来得及走远，刚下山走到杏花岭村的欣欣代销店门口时，就被眼尖的梁欣宁看到了。梁欣宁知道此时正是上课的时间，马大艳背个鼓囊囊的包独自下山， 肯定有问题。于是，好说歹说安抚好她的情绪， 给她送了回来。

   “你这孩子，整这一出是要干啥？”潘巧兰嗔怪道。

   看着潘老师叹气的神情，马大艳在父母、村支书，还有奶奶的注视下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马大艳才安静下来，娓娓道出了原因。

   原来，胡波相亲那天，马大艳也跟在人群里看热闹，后来又听说胡老师马上要丢下她们调到山下的镇上去，心里十分委屈。作为学校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她从一年级起就频繁地换老师，长则一两年，短则数月，有的老师甚至连一个星期都没坚持住就走了。可是，自从胡老师来了，一切都不一样了， 自己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再也没换过老师。面对想让自己辍学的奶奶，胡老师还多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马大艳觉得，这一切都要感恩于胡老师的付出，她早就把胡老师看成了榜样和依靠，只要有胡老师在，学校才能在，自己才能有书可读，才能有未来。本以为自己可以在胡老师的带领下安然毕业、升学，可是没想到，胡老师也要走了。如果他不走，就怕师母一家不高兴，所以她不能自私地绑着胡老师不让他调走，但看着低年级的弟弟妹妹，想着以后他们也要经历自己曾经历过的“颠沛流离”，她就十分委屈， 这才赌气留字条离家的。

   沉默，漫长的沉默。

   忽然， 潘巧兰略带哽咽道：“ 大艳， 胡老师是哪一年到我们学校来的，你还记得吗？”

   回答她的仍旧是一片沉默。

   潘巧兰自顾自地说：“你不记得，可老师还记得。那时你才上三年级，在这之前， 原来的李老师调走了。没人教你们，只有我一个人带，可是老师连平舌音和翘舌音都分不清，复杂一点的数学题老师自己都算不出来，又能教你们什么？那年全区统考，咱们学校倒数第一，老师都不敢去开会。后来，幸亏胡老师来了。胡老师手把手地教你们读书识字，数学英语从零基础开始教起。一年过去，你们的成绩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胡老师是个男人，却比我还细心，你们谁没有吃早饭，谁中午没带饭，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教你们读书，给你们煮饭，还要替你们喂鸡放羊。他那八只鸡下的蛋大部分都拿来与你们一起分享了，学校的营养餐剩下的钱，他一分不剩地补贴在你们的伙食上， 吃不完的牛奶还让你们带回家去给弟弟妹妹吃。有这样的好老师，你怎能如此任性地说走就走呢？这是今天没出事，万一人家欣宁姐姐没看到你，万一你真的走远了，出点事， 你让我们怎么办？” 

   潘巧兰说着说着，突然说不下去了。她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正是因为胡老师如此优秀，村里更不能道德绑架人家， 马大艳的担忧和委屈也情有可原。

   看着委屈啜泣的马大艳和低头沉默的潘姐，胡波突然笑了。

   一周后，学校恢复了秩序。马大艳为了迎接三个月后的期末升学考试，学习更加努力了。一个月后，上面的调令也下来了。令人讶异的是，胡波依旧驻留山尖小学，倒是潘巧兰给调下山来了。据说是因为潘巧兰的两个孩子马上就要升高中了，没人照看。为了她能照顾孩子，经上级领导研究决定，以及征求另一位老师胡波的个人意愿，原本最有资格调到中心学校的胡波，现在就换成了潘巧兰。潘巧兰自觉有些对不起胡波，见到他和梁欣宁还有些愧疚。

   不过，胡波并不在意这么多。他这个人素来大度，又爱清净，出了马大艳这个小插曲后就更愿意清净自处。当然，现在他并不感到孤单，每当他再次拉起二胡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位听众，那是一位美丽温柔的忠实听众，他的未婚妻——梁欣宁。而且据梁欣宁说，那天她在店里跟大艳聊天，得知了这个孩子的心结，她早就保证过，即便胡波依旧在村里教书，自己也会全力支持，绝不会因此与胡波分手，马大艳这才开心地跟着她回村的。其实胡波也想下山，也想离爱人更近一些，但他深深知道，比起山下的孩子们， 山尖小学的那几个孩子更离不得他。潘巧兰调走了，他就是缠在那苦楝树上的唯一一根藤，这根藤上还结着八朵花！

（发表于《参花》2023年10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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