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坛》是史铁生带有自传性质的哲思抒情散文，作者用朴实的笔触回忆了自己身罹残疾后在北京地坛公园内的所见所闻所感，表现了作者因园内的人物景物而引发的对于母爱的认知，对于宇宙万物及生存规律的思考。史铁生在叙事艺术上采用了时间和空间两种策略，并通过时空所具有的不可分离性进一步揭示了主题，表达了情感。首先， 地坛作为北京几百年的文化地标，是文本中展现出来的静态实体空间，作者运用这一空间叙事角度上的意象，折射多种象征意义。除此之外，作者还采用描写时间流逝的叙事策略将多种思想与情感串联起来，表现自身心境的转变。研究史铁生在文中运用的空间叙事艺术的作用，有助于理解作者情感展现与变化的过程，为文本分析提供更清晰的视野。

一、《我与地坛》中空间叙事的作用

   （一）具有象征意义

   地坛这一空间艺术形象是作者运用象征手法的根本载体，使情感表达更为含蓄内敛。首先，历经沧桑的地坛是顽强镇静精神的象征。文章开篇指出这是“一座废弃的古园”“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点明地坛公园饱经沧桑后的衰败景象。从空间角度描写地坛公园时着重通过一系列外形的描写以体现其斑驳的状态：“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园子内部被蒙上历史的痕迹，但地坛公园本体却能做到四百年来仍然存在，作者以此彰显了地坛的顽强精神，使抽象的情理更为具象化。从园子外部来看，历史与世界的脚步不停更迭， 但只有地坛本身作为一种静态的空间地标矗立于此。这种不随其他事物改变、不受其他元素影响的地坛公园形象即作者运用象征手法体现情感的载体，象征了作者在文本中赞颂的历经磨难仍然顽强的“硬汉”精神。

   其次，地坛空间角度上的永恒象征着一直陪伴在作者身边的母爱。地坛公园是联结作者与母亲之间的纽带，在文章的第二节叙述对象由地坛转至母亲：“现在我才想到， 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进而叙述在作者身有残疾之后，母亲对自己的陪伴和照顾。作者心情低落时会独自到地坛公园散心，正是这种行为引发了母亲的担心，因此母亲会焦灼地在公园中寻找作者的身影。也是在这里， 作者真正领悟到母爱的深刻与伟大：“（这园中）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与地坛对作者的陪伴一样，母亲的陪伴对身心受到双重打击的作者来说同样重要。在这个角度，地坛这种静态的空间形象与母亲的形象融合，地坛象征了母亲“坚忍的意志与毫不张扬的爱”，地坛这一空间角度上的艺术形象，在作者的心中承载了自己与母亲的真挚情感，同时也是母亲慈爱形象的外化。由此，地坛的文学形象被刻画出更深层的空间价值。

   最后，废弃荒芜的地坛也象征了患病的作者本身，以及作者最初对于世间万物满怀绝望的心情。地坛公园作为废弃的古园，起初“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正如失去劳动能力的作者感觉自己被冷落和抛弃。因为这种共通性，地坛能够被作者视为同病相怜的“知己”，由此展开心灵上的对话。史铁生在《我二十一岁那年》里提到：“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 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人们往往能与和自己相同相近的事物产生羁绊与纽带， 作者也是如此。久经沧桑的地坛内破败的景象像是一位“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知音，就这样静静矗立在作者面前，作者的心中有无尽的共同话题想要和这位“知己”讨论。此时的地坛作为静态空间形象，既是沮丧的自己，又是帮助自己走出阴霾的益友，在对空间的叙述中刻画了自己被冷落而心灰意冷的形象，为后续心境变化的过程埋下伏笔。

   （二）景为情生

   地坛这一空间叙事角度上的艺术形象是作者感悟人生、抒发情感、表达心境转变的载体。作者在文本中所描写的地坛园内景象可分为三类：一是初到园子时所见到的衰颓景象，二是在园内安静观察思考后发现“满园子都是草木竟相生长弄出的响动”“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作者在这里选择蜂儿、蚂蚁、瓢虫、树木、露水、草叶等动植物进行细腻刻画，对园内空间视角下富有生机的景象展开描写，旨在展现作者心境早已由落寞绝望转向积极。王国维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园内的景物无言地诉说着生命的美丽，以自身的生机启示着作者——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活着，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作者通过观察空间视角内的景物感受到了自然的生机与活力，从而参透了生活的本质、体悟到了生命的真谛，这对史铁生选择坚强生活、积极面对苦难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同样地，在园内还有一些更无法忽视的因素深刻影响着作者的心路历程，即地坛园内景象的第三类——园中每日散步娱乐的闲人。作者花大量笔墨描写薄暮时分到园内散步的夫妇、热爱唱歌并只和“我”有一次交流的小伙子、衣着随便的饮酒老头、多年等待罕见鸟的捕鸟汉子、朴素优雅的中年女知识分子以及有天赋的长跑家等，作者在园内来来往往的行人之间体悟到世间万物更迭变化的运行本质。还有园中那个漂亮但有智力缺陷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作者与她“同病相怜”，史铁生也是在她的身上参透了“差别” 的重要性：“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 园中的这些“闲人”形象是作者观察世界、探讨生命、探索自然本质的对象，但同时也是教会作者为何活着、如何活着的良师益友。

因此，地坛公园作为空间视角下的文化地标，是作者感悟人生并抒发内心情感的载体，作者在园子中追寻到了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也是在这静态空间内，作者能够静下心来感悟世间万物自然运行的美好，体会生命存在的本质，慢慢学会接纳并不完整的自己，学会如何积极面对生活中的苦难，最终达到内心平静且释怀的精神境界。

   （三）唤起文化记忆

   地坛作为空间文化地标，能够唤起集体的文化记忆，极具时代性。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 德国历史人类学家扬·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记忆”概念，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指出： 个体记忆的简单相加并不能构成记忆的集体框架——个体记忆只有与社会中同时代的人建立连接，将它置于集体框架中才得以呈现和被唤起。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将其界定为特定文本、图像和仪式等要素的总和， 它们被所有社会和时代重新使用。文化记忆意味着对过去知识的集体使用，其目的在于利用这种知识来建立某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意识，从而在不同社会和时代中巩固和传达某种自身形象。由此可知，在《我与地坛》中，地坛公园的形象即一种空间文化地标， 并非作者个体的记忆，而是所有参观过地坛公园的人的集体记忆，是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作者在文本中所提到的公园内散步的其他人，他们的记忆和作者的记忆共同构成了地坛公园这个空间的集体记忆，作者指出： “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 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地坛这一文化地标承载的是过去、现在、未来时间跨度上的集体记忆，它的文化内涵历经多个时代仍保持基本不变的性质，这使得不同时期的不同人来到地坛公园，所获得的记忆却能大体相同。史铁生体悟到其内在精神后坚定了活下去的欲望，这种文化记忆使不同的人完成了对自己的认同。

   作者在文本最后一段写道：“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对应了集体记忆并非某个人的个体记忆，文化记忆有着共同体验与共同感知的特性，某个个体单独的对于静态空间文化地标的记忆无法代替其他人的记忆，只有将所有人的记忆形成一个集体的记忆框架，这样才能建立起集体的认同。因此，从“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理论的角度来看，地坛这一空间文化形象使人们真正地联系在一起，形成“文化记忆共同体”，为作者乃至他人身份的认同奠定基础。

二、《我与地坛》中时间叙事的作用

   （一）体现作者自然生态哲学观

   作者在文本中描写园内四季轮回带给他主观上的感受，并阐述了自己对于世界万物的思考：“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点明太阳在地球的一面升起时，也会在另一面落下，太阳的东升西落代表了一天时间的消逝，这是具有哲学意味的一种看待自然事物的观念。生态环境中的万物是永恒的，但同时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时间维度上看自然景物的更迭，作者体悟到世间万物在变化中永恒的本质特点， 这也为其探索生命的本质、追寻本体生命的认同提供了路径。作者通过罗列祭坛石门下辉映的落日、喊天哭地高歌的雨燕、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忧郁镇静苍黑的古柏、炽烈又清纯的草木泥土的气味、飘摇的落叶等一系列自然景物作为意象群，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地坛公园内不随时间推移而更改的生态事物的特点。作者深刻体悟到了自然万物运行的规律与本质，并将这种方法论运用到个体生活中，自然万物以其伟大的力量为作者提供了生活的动力。

   同样地，作者在文本第四节叙写园子内部来来往往的行人时指出：“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园子里差不多完全换了一批新人。”旧事物褪去的同时，新事物也在不断产生，这种思想与前文提到的太阳意象类似，地坛公园内部的人们也处于不断变化更迭之中，但无论怎样改变，地坛公园作为一个整体还矗立在北京城内。作者将对待自然的生态哲学观应用于人类身上，以此探寻出客观世界运行的普遍规律，在作品中深刻地探讨了“变化与永恒”这一哲学话题。

   （二）引发作者对活着的思考

   作者在文本第三节用一整节的篇幅来描写其对于四季轮回的认识以及对于时间流逝的思考，也正是因为园中鲜活美妙的万物， 作者感恩园子的存在，甚至是“感恩自己的命运”。在这一节中，作者采用多种虚实结合的意象，鲜明阐述了在作者心目中四季可以怎样来形容，并将时间轮回、万物更迭的思想蕴含在字里行间。可以说，作者患病初期沮丧低落的心情是被园内富有生机的生态景象所治愈的，并因此坚定了活下去的念头。作者在这种时间角度下洞察到世间万物运行的本质，并以此延伸到本体身上，触发自己对于“我为什么而活？我该怎样活着？”等一系列生命问题的思考，这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动力。

   作者在文本第六节详细叙述了自己完成身份认同建构的过程，在这一章节里，作者先将园子假设为“一位园神”，将它当作为自己排忧解难的友人，提出困扰自己的问题。接着以对话的形式表达自己对于园内景物的认识和生命存在的思考。作者在园子里成年累月地坐着，观察着园中鲜活的自然万物， 感受着时间的流逝，思索着生命的本质。最终作者领悟到了生存的意义：“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用哲学思考过程完成了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建构。

   因此，作者在叙事的过程中通过着重描写时间的流逝、四季的交替、人物景物行为轨迹的更迭来表现自然生态存在的规律，探求世界运行的本质实际上也是在探求作者自己生活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的心境发生了从失落绝望到积极进取的转变， 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过程。这种对于生命价值的积极探寻在作品文本中是通过对时间角度的描写实现的，作者想传达给读者的尊重生命的精神价值也是在时间叙述当中完成的。正如作者所说：“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生命的本质在作者一次次对自然万物更迭的观察中逐渐明晰。

三、结语

   综上所述，作者对生命的思考与情感的表达是在空间角度和时间角度两方面完成的， 但是时间与空间并非完全分离，在进行其中一角度的叙述时也有另一角度的参与，正是这种时空交织的叙述策略让作者情感表达的过程更为清晰立体。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在时间与空间并行的叙事角度表达了作者对于生命、死亡、母爱以及宇宙的思考，超越了个人经验，作品内容具有普遍性，对集体记忆中文化地标进行细致地刻画，以一种深沉内省的方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心灵书写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