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小说作为一种形象性的精神产品，自然要反映现实，最根本的，它还是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创作者对于他所描写的事物不能不作出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即关于价值（意义） 的判断，是指特定主体对特定客体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的判断；直白地说， 就是作出“好或坏”的判断。民俗文化正是小说创作中被判断的客体。

   小说创作，总是着眼于一定的社会背景， 民俗文化正是这个社会背景的具体情境。创作者在受到民俗文化濡染的同时对其作出的价值判断，固化于他的作品中，并以作品为媒介，使这种价值判断成为接受者的接受情境。

二、民俗文化在小说创作中的欣赏价值

   民俗文化，就是强调民俗是一种文化现象。具体来说，民俗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下形成的具有一定特质的文化类型。正是有了民俗文化，老舍的《骆驼祥子》中，底层市民生存的民间特色才有了依托，小说才有了老北京的神韵。民俗文化的精华，在小说中具有带着人物和故事情节温度的欣赏价值。民俗文化包括物质民俗文化、礼仪民俗文化、社会关系民俗文化、思想观念民俗文化、艺术民俗文化和语言民俗文化六大类，在小说《骆驼祥子》中有着丰富多彩的展现。

   （一）小说中的物质民俗文化

   物质民俗文化包括衣、食、住、行、用、商贸等具体内容。

   衣——服饰民俗，它是个人的社会角色、身份、职业的标志，又是时代特征的反映。如《骆驼祥子》中，拉“洋买卖”的车夫的服装：长袖小白褂，白的或黑的裤子，裤筒特别肥，脚腕上系个细带，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干净、利落、神气。

   食——饮食民俗，《骆驼祥子》中描写了几十种饮食，品种丰富、档次多样。如： 祥子在高亮桥头吃的那碗老豆腐，“醋、酱油、花椒油、韭菜末，被热的雪白的豆腐一烫，发出点顶香美的味儿，香得使祥子要闭住气……一碗吃完，他的汗已湿透了裤腰”。

   住——居住民俗，老北京的民居分为四合院和大杂院两种。《骆驼祥子》中，虎妞和祥子住过的大杂院就有代表性：“大杂院里有七八户人家，多数的都住着一间房；一间房里有的住着老少七八口”。

   行——交通民俗。《骆驼祥子》中出现了多种交通工具，如：货运的骆驼、客运的洋车，以及自行车、汽车。祥子理想中的洋车是“弓子软，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 细脖大铜喇叭——值一百出头”。

   用——用品民俗。如祥子攒钱用的闷葫芦罐儿。

   商贸——商贸和金融借贷民俗。如：《骆驼祥子》中刘四的“印子钱”，高妈的“放账” 和“起会”等。

   物质民俗文化，为人物的生存环境和命运演化提供了物质依托，同时也展现了这些物质民俗本身的发展状态和欣赏价值。

   （二）小说中的礼仪民俗

   人的一生要经历若干个具有特殊标志意义的时段，并举行相应的仪式以公告社会， 这些仪式称为“人生礼仪”。

生日，是老北京人的一项重要礼仪，但穷人和富人的过法截然不同。《骆驼祥子》中， 祥子为自己和新车办“双寿”，不过是吃了一次好一点的小吃；而他的老板刘四办寿， 不仅要请来亲朋好友摆席庆贺，还搭了一个体面的喜棚。

   婚礼，需经过媒人说合、父母商定、放小定、放大定、婚娶等程序。《骆驼祥子》中虎妞的婚礼虽相对简单，也包括了糊新房、写喜字、赶制上轿衣、坐花轿等程序。

葬礼，是老北京人特别重视的礼仪。《骆驼祥子》中写道：出殡用的松鹤松狮，纸扎的人物轿马，此外是执事、响器，以及专人举着的花圈挽联，还有人数不等的杠夫。

   （三）小说中的语言民俗

   语言民俗是言语行为中关于表达方式的民俗，主要分为三种。

   一是民间俗语。比如《骆驼祥子》中的伙计、哥儿们、刘四爷，属于称谓的惯用语；“男大当娶，女大当聘”是谚语；“哑巴吃扁食—— 心里有数”是歇后语。

   二是方言。《骆驼祥子》中的方言土语带注释的词就有近70 个，未注释的就更多了。如犯不上（不值得）、放屁崩坑儿（比喻人极端的坏、极端的厉害）、嘎七马八（乱七八糟）、敢情（发现了原来没有发现的情况）。

   三是语讳与口彩。语讳是对不吉利联想产生的语言禁忌；口彩是讨吉利的话或恭维的话。在《骆驼祥子》中时有出现。

   语言民俗以通俗、简洁、形象、恒定的特点，在小说中烘托出特定的氛围。

三、民俗文化在小说创作中的反思价值

   老舍的《骆驼祥子》写于1936 年，距今已经88 年，又经历了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巨大历史变迁，民俗文化的优秀成分得到了保留和发扬，民俗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在现实中大都烟消云散，它在小说中遗留下来，提供了反思的价值。

   （一）对民间信仰的反思

   民间信仰，是思维观念民俗的组成部分。有些民间信仰名为“民俗”，实为迷信，而迷信是与科学相对立的。如《骆驼祥子》中， 虎妞难产不去请医生，却请来顶着“虾蟆大仙” 的陈二奶奶画“催生符”，结果是“虎妞带着个死孩子，断了气”。如果虎妞是信医而不是信巫，那么，即便是难产，通过医生的努力，母子平安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对礼仪民俗的反思

   老北京人认为：丧葬是人生最隆重的礼仪，因此“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 花销都是不小的。《骆驼祥子》中的祥子， 一向把车看成命，但是为虎妞办丧事，他舍得卖车，而为了救生命垂危的虎妞的命，他却舍不得卖车，眼睁睁看着虎妞死去。如果祥子尊重生命胜于尊重仪式，或者祥子想明白了：反正早晚要卖车，何不早卖车，用这个钱去救虎妞。设若这样，虎妞大概率还是能救回来的。

小说中以人物命运诠释的陈规陋习，提炼出民俗文化所具有的反思价值。

四、民俗文化在小说创作中的创作价值

   小说中民俗文化的欣赏价值和反思价值， 共同作用于文本本身，为小说的艺术创作服务。小说的基本特征是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分析民俗文化的创作价值，也由这三个方面入手。

   （一）民俗文化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

   借助民俗文化刻画祥子的性格：老北京车行的行规是，不能摔了人，“拉包月”的还不能摔了车，因为车往往是主人家的。然而， 祥子在曹先生家“拉包月”期间，摔断了车把、摔伤了曹先生。最看重钱的祥子，决定辞事、让工钱，甚至永不再拉车。这刻画出早期的祥子固然爱钱，但也要强、爱面子。此后， 刘四寿宴上，众车夫喝多了向祥子甩闲话， “咬”他和虎妞的关系，勾起他以前受过的一切委屈，他要打架，“给他个不论秧子（老北京方言：不顾后果）”，要当一个“坏嘎嘎”。方言土语的使用表明：祥子的性格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在由一个好强、好面子的好人滑向一个无赖。在小说最后一章，变坏了、变懒了、讨厌拉车、得了脏病的祥子， 多半仗着红白事残存的仪式生活，连这点事情“他也不算个好手”，总是抢着拿轻的， 不肯去动重的，和个老人、孩子、妇女也会去争。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个体面的、要强的、有梦想的祥子已经死去，现存的只是一个堕落的、自私的行尸走肉。老北京的民俗文化， 对祥子不同人生阶段性格的勾勒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借助民俗文化刻画虎妞的性格：虎妞到曹先生家找祥子欲施“枕头计”时，上来就说： “怨不得你躲着我呢，敢情这儿有个小妖精似的小老妈儿，我早就知道你不是玩艺，别看傻大黑粗的，鞑子拔烟袋，不傻假充傻！” 一句话包含着几个方言土语和歇后语，直白地表现出虎妞粗俗、率直、乖戾的性格。

   借助民俗文化刻画刘四爷的性格：刘四爷在办寿那天，不许车夫出去拉车，还要求“有人心的给我出十大枚的礼，我不嫌少； 一个子儿不拿，干给我磕三个头，我也接着”。送礼、磕头是老北京礼仪民俗，刘四借助民俗对车夫强人所难却又显得自己仗义，充分勾画出其精明、老辣的性格特点。

   （二）民俗文化有助于情节的发展

   民俗对情节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往往是民俗在情节之中、情节在民俗之中。

   养骆驼的民俗推动情节的发展：祥子被抓为劳工，当他看到骆驼后便确定了自己的所在方位，因为煤窑、石灰窑集中在京西，京西人历来有养骆驼运货的习惯。确定方位之后祥子产生了逃生的念头和决心，趁士兵向山中撤退的混乱混出军营，并顺手牵走军队丢下的三匹骆驼，卖给一位老者换了三十五块现洋，祥子燃起了第二次买车的希望，使得故事继续向前发展。

   攒钱的民俗推动情节的发展：祥子卖了骆驼进了城，老板刘四爷要借给他“印子钱”， 让他买车，他拒绝了。“印子钱”，即借十元， 实到手九元五角或九元八角，利息一般为每天二角左右。高妈劝他“起个会”他也拒绝了。起会，也称互助会，如：甲乙丙三人每人每月出一块钱，三个月一周期，第一个月甲用三块钱，第二个月乙用三块钱，第三个月丙用三块钱。祥子是把现钱全放在一个闷葫芦罐儿里，为后来孙侦探敲诈时有现钱可诈埋下伏笔。

   办寿的民俗推动情节的发展：为了办寿， 刘四爷花了不少心思，出了不少钱，本想既露脸又多收礼，但事与愿违。他觉得这些宾客“三个海碗的席吃着，就出一毛钱的人情？ 这简直是拿老头子当冤大脑袋！”越想越气， 骂着骂着把茬儿找到虎妞身上。虎妞一向野调无腔惯了，马上还了回去，父女俩闹僵。矛盾大爆发，使刘四、虎妞、祥子的命运均走入低谷：刘四失去了女儿，虎妞丧失了财产继承权，祥子成为完全被虎妞控制的“猎物”。办寿民俗引起的轩然大波推动故事情节向着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

   （三）民俗文化为小说提供了主要的故事环境

   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活动的范围、事件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民俗文化环境。

   “人和车厂”：它属于老北京物质民俗中“行”的部分。人和车厂是祥子人生旅途前半期活动的主要场所，与祥子的联系最为密切：他是老板刘四爷的雇工，是老板女儿虎妞的“猎物”，是车夫群体的一员；人和车厂是他的“家”：他决心当车夫进的是这里， 他长期住在这里，从乱兵中逃回这里，离开拉包月的曹家后除了这里他无处可去；在这里他上了虎妞的圈套，在这里他经历了刘四办寿的巨大风波。人和车厂这种民俗环境， 为以祥子为中心的人物活动和事件展开提供了极具真实性的场景依据。

   大杂院：是与主人公祥子密切联系的另一个极具老北京民俗特色的环境，是祥子人生旅途后半段活动的主要场所。在这里，有新出场的人物二强子、小福子和她的两个弟弟；在这里，祥子被迫与虎妞结婚，祥子用虎妞的钱买了二强子的车，又卖车安葬了死于难产的虎妞；在这里，祥子与小福子产生了感情，又撇下小福子独自离去。毛家湾大杂院，是老北京大杂院的一个缩影，是集中展示祥子精神悲剧的主要环境。

   茶馆：小说中出现的茶馆，是车夫们聚集的低档茶馆，尽管只出现了一次，但非常重要。在茶馆，祥子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其他车夫是一样的人，有一样的苦处；在茶馆， 祥子巧遇了小马爷爷和小马，“在小马儿身上，他似乎看见了自己的过去，在老者身上， 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将来”。他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预感到未来希望的渺茫。茶馆是使祥子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场所。

   从以上可知，民俗文化为人物性格、小说情节和故事环境提供了依托力量，发挥了对小说文本的创作价值。

五、结语

   在小说创作中，对民俗文化的大类及子目，要在描写上精细致微，在使用上把握时机， 彰显出民俗文化的欣赏价值。要透视民俗文化对人的命运的影响，摈弃其中的陈规陋习， 揭示民俗文化的反思价值。要将民俗文化渗入人物、情节、环境中，使人物性格更鲜活、故事情节更生动、特定环境更真实，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创作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