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题目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始于20 世纪80 年代初的法国。从21 世纪初开始，国内以作品题目为研究样本的文章也逐渐增多，其中以对明清小说题目展开研究的作者群体最为庞大。这一时期章回体白话小说作品众多， 但是一部知名作品的题目往往有多个版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厘清题目样本的来源、覆盖范围及特征成为题目学的研究基础。由于题目多样，导致这一研究样本的确立存在困难，而题目研究样本的确立是开展题目学研究的前提。因此，厘清明清时期长篇白话小说题目的多样性特点成为题目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出版界版权意识和相应行政保护措施的出现

   与文言文作品相比，白话文作品通俗易懂，更易在群众中被广泛传播，从而有着更广阔的读者需求。与其他文体相比，章回体白话小说长篇巨幅的特点导致早期诗文或散文口耳相传或誊录传抄的方式远远不能满足更广泛的读者需求。此外，在明清时期，出版行业得到长足发展，活字印刷术得到推广， 彩色印刷术得到改进。在这样的前提下，效率更高的印刷版本成为明清长篇白话小说传播的首选。

   1910 年《大清著作权律》的问世标志着我国版权制度的确立。关于版权制度为什么没能在中国更早生根发芽这个问题的解答依然存在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此之前， 中国虽然没有明确的版权法，缺乏系统的版权保护制度，至少在宋代，无论是出于书坊的还是作者的权益考虑，版权意识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南宋孝宗绍熙年间，王称写了一本《东都事略》，其中写道“在其初刻本目录的最后一页上，印有一枚长方形牌记， 并排竖刻两行文字，一行是‘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一行是：‘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在出版图书时，会添加书坊的“牌记”和在出版物的最后加一句“国子监申报，不得翻版” 的声明，已经是书坊在明确地谋求版权了。

   此外，还是从宋代开始，随着人们明确的版权意识的提高，也出现了具有针对性的官方保护措施。只是这些保护措施并非法律的明文规定，而大多为官府的行政庇护。例如， 理学家朱熹出版了一本《论孟取义》，但是后来发现市场上有很多盗版，因此，他找到了他的好朋友、地方官吕祖，并希望吕祖出面， 以官府的名义惩处这些盗版书坊。虽然这类保护并非是统一的，它有着局部性、个别性、区域性等不足之处，但还会让盗版书商有所忌惮。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在经典作品或畅销作品的出版中分到一杯羹，出版商就必须突出自家版本的特别之处。而为了快速吸引读者，这种特别之处往往在知名作品的题目中有所显现。

三、同类型的创作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

   明清时期章回体白话小说的出现和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不是以传统的萌芽、发展、壮大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的。以出现于元末明初的第一部历史题材的章回体白话小说《三国演义》为例，如下所述。

   《三国演义》并不是凭空出世的。在此之前，它经过了数代说书人和“书会”“才人”的相互推动发展、“话本”的长期积淀、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解的共同影响、糅合了民间三国故事传说，经历了“世代累积型创作期”，最终经过罗贯中的艺术加工， 这部文学巨著才得以问世。然而，《三国演义》出现之后，虽然讲史题材受到欢迎，但是经过了长期的“世代累积型创作”之后，章回体白话小说的创作陷入了停滞。因此，刊于嘉靖元年（1522 年）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然结束了它以抄本形式辗转流传的形式， 开启了它被空前广泛阅读流传的历史。但是， 作为章回体白话小说中最早出现的分支，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并没有由此迈入一路高歌直至繁荣的连续发展过程。

   这种现象是多种原因促成的，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于，作品投入读者群后产生影响并显现出来是存在滞后期的，即从出版后开始传播到被读者消化吸收，再转化为新的创作灵感直至最后新作品出炉的这一过程需要时间。因此，从明朝万历中期开始， 由文人编著长篇白话小说的情况才开始大量出现。由此可见，一部鸿篇巨制对后代文艺创作的影响有延后性，新作品问世的影响需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爆发出来。新作品出现速度无法满足读者市场需求的现象也有迹可循。

   在下一个创作高潮（明朝万历中期）出现之前，虽然以熊大木、余邵鱼等为代表的一些出版商通过收录大量历史文献、征引诗词、“将已有的话本史籍等作简单的缀联辑补” 等的方式粗制滥造了一批历史演义小说，并形成了章回体白话小说创作中特点鲜明的“熊大木模式”。但是，读者市场天然存在筛选功能，并不是所有新出版的作品都能得到市场认可。在这一轮出版热潮中，与同类作品相比，《列国志传》是相对而言在读者市场中接受度最高的，能够“在数十年间销路一直相当不错，经过多次重印之后，到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时，余象斗又不得不开板重雕”。即使销路如此不错，它也被后人指责为“铺叙之疏漏、人物之颠倒、制度之失者、词句之恶劣、有不可胜言者矣。” 

   因此，《三国演义》《水浒传》刊印之后的几十年里，新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且出现速度不能跟得上读者市场需求。另一方面， 经典作品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情况持续不变， 出于利益保护的模糊版权意识的存在导致出版商和读者两个群体都对盗版不齿和排斥。以上因素都促成了一部作品在同一时代被不同出版商出版或在不同时代分别被出版的现象，也导致了同一部作品有多个版本的情况。

四、题目多样性的表现

   上文所分析的因素导致作品虽然内容不变或变化不大，但是往往有多个题目可查。汇总明清时期章回体白话小说题目，可以发现，为了更完整更全面地呈现题目中可能出现的作品内容以外的其他各类信息，这些不同版本的题目中常有多个限定短语，从而使出版商达到了从题目上体现出这些作品的差异的目的。出版商为了强调自己这个版本的不同，每个版本的题目又不完全一样，分别有不同的侧重点，所采用的短语也不尽相同。例如 ：

   强调不同于以往的版本，《增订精忠演义说岳全传》中的“增订”，《新编凤凰池续四才子书》中的“新编”，《新镌批评绣像秘本定情人》中的“秘本”；出现地方名称， 例如，《京板全像按鉴音释两汉开国中兴传志》中的“京板”，《重刻京本增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中的“京本”；强调作者，例如， 《新镌绣像小说苏庵二集归莲梦》中的“苏庵二集”告诉读者此作品作者为“苏庵主人”； 强调作品依史而作，例如，《新刻按鉴编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中的“按鉴”；强调朝代， 例如，《新编皇明通俗演义七曜平妖全传》中的“皇明”；强调有点评，例如，《新镌古本批评三世报隔帘花影》中的“批评”，《新锲重订出像注释通俗演义东西两晋志传题评》中的“题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的“脂砚斋重评”；强调插图类型，例如，《剑啸阁批评秘本出像隋史遗文》中的“出像”，《新镌批评绣象赛红丝小说》中的“绣象”，《新编绣像山水情传》中的“绣像”；强调有注音方便阅读，例如，《京板全像按鉴音释两汉开国中兴传志》中的“音释”；强调作品种类，例如，《新编清平话史炎凉岸》中的“平话史”，《醒风流传奇》中的“传奇”，《峥霄馆评定新镌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中的“通俗演义”，《近报丛谭平虏传》中的“近报”“丛谭”，等等。

   为了更加明确直观地呈现这些明清出版界常出现的，强调版本特别之处的短语在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中的体现，我们以《三国演义》为例。作为中国文学甚至文化现象中的一个特殊存在，它“仅存于海内外的明朝版本便逾四十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明郑以桢刊本的《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明万历壬辰（二十年）余氏双峰堂刊本的《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明万历年间余象斗刻本的《新刊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明万历丙申（二十四年）书林熊清波刊本《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明万历庚戌（三十八年）闽建杨起元闽斋刊本的《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等。

   此外，同样由于出版界操作导致的题目多样性不可忽略。在缺乏版权意识的年代、缺乏规范的情况下，作品题目可能被彻底更改，例如，《反唐演义传》，“……全称《异说反唐演义传》，一名《武则天改唐演义》， 后来坊本又有题《大唐中兴演义传》，有瑞文堂刊大字本，板心上题《反唐全传》”；《画图缘》，“又名《花天荷传》《画图缘平夷全传》《花田金玉缘》”等。

   最后，中国古籍内容结构导致的同一版本作品的题目多样性现象同样不可忽略。古籍一般由内封、序跋、目次（又称目录）、凡例、正文、首卷、末卷、附录、牌记等部分组成。在这些结构部分中，内封是专门用于题写书名的。由于其一般置于书衣及扉页之后，所以又称“书名页”。而除了内封外， 序跋、目次、凡例、首卷、末卷、附录前均可题有作品题目。根据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显示，古籍内容结构中多处均出现过作品题目： 目录页上首（题），目录前，封面中间，封面书名作，上横题，卷首，卷端，正文卷端， 卷首上，卷首下，卷终，正文前等。例如，《新世鸿勋》，封面书名作《定鼎奇闻》，上横题《盛世鸿勋》。由于纸质书籍具有易燃、易霉、易被虫蛀等特点，使得古籍保存较为困难。因此，当书名页缺失时，后人只能通过非书名页的信息来判断其书名。这样的书名来源通常会被标示出处，因此，就出现了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的被标注出处的作品题目。但也有可能出处被省略，只被简称为“又名”。

五、结语

   明清时期的章回体白话小说发展繁荣， 但是其独特的发展特点与书商逐利的特性相结合，导致有的作品由于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会被一版再版，有的作品可能会在简单的增删后，以拥有新题目的新作品的面目出现。这些现象导致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有着不同的题目。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题目相关研究时，如果研究者忽略了不同版本题目的不同、题目中与内容无关的辅助信息（例如版次特点），研究结果将不够科学严谨。因此， 针对主要由出版界带来的明清章回体白话小说题目多样性的特点，展开相关领域的研究之前，有必要首先确立研究的范围，例如， 小说出版的时代、地域、出版商、特点版本等。为所采用的题目样本限定范围，这样才能保证在此基础上的研究结果科学严谨。